当代知识分子大多缄口不言，即便有写文章的知识分子，有拍视频的知识分子，也大多被权力或商业资本绑架，不得自由。或许，问题并没有完全出在他们身上。按理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担当，应该说真话，办实事。可是，很多知识分子沉默了，不愿意说话了，即便说话也大多虚与委蛇，言不由衷。一旦这种现象泛滥开来，知识分子就会失去可贵的人格操守，变成权力和资本的应声虫。并非知识分子懦弱，而是社会条件变了。历史的车轮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时间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政治与经济的合谋取代了政治与文化的传统关系，知识分子从中心地带退居边缘，参与社会历史改造的权力被削弱了。但是，他们并不甘心，千百年来被确认为“牧师”身份，有着纠正世道人心的责任和担当，被抛弃和愚弄之后，为恢复自由身份和话语权，不得不发起一次次冲锋。他们的武器并非刀剑枪炮，而是传统的武器————言论，手段也是传统的，就是自由交流。这是一场很难取胜的战斗，因为自由交流的条件丧失了。不论是权力系统还是资本，不论是传媒还是知识分子自身，都在有意无意破坏这个条件。原因是知识分子“相对贫困化”，无论是学者还是艺术家，由于经济力量的薄弱，他们那些具有独立意识的批判精神成果在社会化道路上很大程度上被切断了。他们不得不转而求助权力和资本。权力和资本有能力帮助他们实现理想，但并不是没有条件，而是要他们代言。如此一来，手头拮据的艺术家就要接受权力系统和资本的资助，而权力系统和资本有审核权，可以审核艺术家的作品，认为对权力或资本有利的就可以展出，认为没有好处的就不必展出了。于是，展出的艺术品大多都是平庸之作，甚至是为权力和资本站台的艺术，成了广告，而不是真正的艺术。获得权力和资本资助的人并不是最富有主见、最称职的作家、艺术家和学者，而是平庸之辈。那些将在社会生活中激起轩然大波的艺术思想，无论是前卫的，还是现实的，都容易被权力和资本系统称之为有害的、颓废的、黄色下流的，进而会打着国家人民的旗号进行全面声讨，并断然拒绝提供任何资助。一九三七年，希特勒在慕尼黑宣扬狭隘的民族主义，认为“日耳曼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要打着“健康民族意识”的幌子对德国博物馆中的“蜕化艺术”进行了清洗。无独有偶，一九八九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禁止国家艺术基金会支持那些被称之为“颓废艺术”的法案，其实就是打着国家和民族的旗号，对一些不符合权力和资本运作的艺术进行全面封杀。经过一系列事件，知识分子知道，倘若只是言论自由写进了法律，变成了法律条文，而不自己不去争取，那么言论自由的法律就是一纸空文，并不起任何作用。中国的辛亥革命已经证明了知识分子的力量，但很快就被独裁政府打压，知识分子似乎有些茫然。即便到了现在，来自权力和资本的力量仍然让知识分子忌惮。他们的喉咙被堵住了，陷于失声和沉默。很多知识分子不堪生活重负，挣钱不多，却还要保持清高，实在做不到，就要接受权力系统的资助，成为御用文人。还有一些知识分子接受资本的资助，成了为资本做广告的推销员，也成了为资本站台的演员。并不是说企业不能和艺术联姻，而是说艺术为了生意而产生，生意为了艺术而发展，本身是一种资本运作的规律，但大大伤害了艺术的发展，也伤害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精神。在资本渗透进社会每一个角落之后，知识分子在物质和精神上失去了主动发展的权力。主动发展，没有饭吃；接受资助，就会赚钱。于是，作为“创造者”的知识分子的自主权被权力控制，被资本收买，以至于他们陷入缺乏自我意识的精神混乱之中，不得不研究赞助商的喜好和目的，不得不为赞助商服务。他们所谓真善美的追求蜕变为宣传口径，蜕变为企业广告，蜕变为以权和钱构筑起来的价值观。可是，他们挣钱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责任和担当，却往往不能如愿，只能沉默，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他们批判的正是给予赞助的权力和资本，却为了权力和资本大唱赞歌，是不是已经集体失声？赞助商成了他们的批判对象，而他们反而成了赞助商的附庸，是不是一种诡辩逻辑的体现？他们不得不求生存和发展，不能一辈子当精神贵族，也不能为了社会良心和责任奋不顾身。毕竟，权力和资本已经合谋，共同打造了人们的价值观，也深深影响了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他们不求责任和担当，只求赚钱，还要在赚钱之余，干一些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殊不知已经成了权力和资本雇佣的人，也就没有什么言论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