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此拙作《话说“打虎武松”》，论作者据孔子涉“打虎”之两说，烘云托月，写武松超常绝伦，为“天人”“天神”“第一人”之姿。叙事之妙，无与伦比。以此显扬武松之勇，固然妙手偶得，但也使引人深思：其以“景阳岗打虎”置之武松寻兄路上，又宁肯三复相犯也一定是“打虎”，而不是“擒豹”“杀狼”或格杀其他猛兽，这是有意挑战小说写“打虎”艺术的极致，还是兼有其他考虑？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如果写 “武松打虎”，就仅仅是“打虎”，与内外前后无其他远近虚实的联系，那么“武松打虎”岂不有游离于全书主题和叙事主线之嫌了吗？以《水浒传》千锤百炼的艺术水平，有这种“红肿之处艳若桃花”的毛病是不可能的。因此，有必要考虑作者为显扬其“ 犯 而不 犯 ” （ 清代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读法》四十五 :“《金瓶梅》妙在善用犯笔而不犯也。” ） 才情的同时，另有重要的寄托。试推考如下。绘画 · 水浒英雄 · 行者武松一、“武松打虎”是江湖的“起霸”按《水浒传》 第二十二回 《 横海郡柴进留宾 , 景阳冈武松打虎 》 （ 此据陈曦钟等《水浒传会评本》，百回本为第二十三回 ） ， 写 “宋江杀惜”后逃至高唐州柴进府上避祸，酒席上“ 宋江因躲一杯酒，去净手了，转出廊下来，跐了火锨柄，引得那汉焦躁，跳将起来就欲要打宋江 ”， 才结识了 “那汉”武松。这同时也就是武松在《水浒传》中的出场，加以后来“说话的，柴进因何不喜武松”一番介绍，可知至宋江到来，武松在柴府受尽炎凉的处境，实在难堪。所以需要宋江的巨眼识人的携带，更要武松本人一番大力的振作。此后宋江能做的都做了，包括以实际行动促使柴进也一定程度转变了对武松的态度，于是接下来就有了武松如何“打脸”柴进先前的不识人和“贴金”宋江有识人有过人之明的问题。——这显然就需要一个“大瓜”？而且一定不再是武松“但吃醉了酒，性气刚，庄客有些管顾不到处，他便要下拳打他们；因此，满庄里庄客没一个道他好”的那种“牛二”行径！于是，“武松打虎”来了！我国传统戏剧表演中有一种程式叫做“起霸”，就是武将上阵前所做的整盔、束甲、捋须、云手等一套舞蹈动作。据说始用于明代传奇《千金记•起霸》。京剧《霸王遇虞姬》第一场：“司马欣、董翳、李由、孙胜、章平、周熊、王离、韩章上，起霸。”京剧《取南郡》第六场：“牛金上，起霸。”就都是如此。《水浒传》虽小说，但很可能受到了戏剧表演武将出场的影响，写武松经宋江抬举后需要一个立竿见影的表现，最好也就是“打虎”做一个“起霸”了！虽然从书中描写，“武松打虎”的“起霸”意义并不在武松的考量之中，但其客观的影响，诚如其自说，真是名利双收：武松就把这赏钱在厅上散与众人，——猎户。知县见他忠厚仁德，有心要抬举他，……当日便参武松做了步兵都头。众上户都来与武松作庆贺喜，连连吃了三五日酒。武松自心中想道：“我本要回清河县去看望哥哥，谁想倒来做了阳谷县都头。”自此上官见爱，乡里闻名。（第二十二回）此际宋江、柴进等尚且不知。但读者至此，回望柴进及其庄客若或闻之，该是一种什么样“有眼不识泰山”的后悔与赞叹？其先抑后扬的笔致文意，岂不与《战国策·冯谖客孟尝君》写冯谖客孟尝君的效果有些相像吗？所以，读“武松打虎”，当见作者写武松如何“打虎”，但也要见作者如何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一笔并写三面：武松一面，宋江一面，柴进一面。如金圣叹，只贪看数他上岗打虎之前喝几碗酒，即使细致到把百回本的“十五碗”改成了“十八碗”，又何益哉！其实看浅了。《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二、“武松打虎”是“杀嫂”的引子“武松打虎”距其“杀嫂祭兄”被“逼上梁山”颇遥，但是通观“打虎”“杀嫂”间的蛛丝马迹，骑驿暗通，“武松打虎”作为武松闯荡江湖引子，同时是其不久后“杀嫂祭兄”的象征性预演或引子。具体说，《水浒传》写“武松打虎”，以见武松之“刚”、武松之义、武松之豪、武松之勇……由此得参阳谷县都头后，路遇其史武大、与潘金莲交恶、斗杀西门庆、杀嫂祭兄……辗转投奔梁山。其生命的历程，“杀嫂祭兄”之前一段，直接“武松打虎”，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实则“武松打虎”却是武松涉足其兄嫂家奸情命案的前提，即武松无“打虎”，则不做阳谷县都头；做不了阳谷县都头，则不大可能在阳谷县遇武大郎……从而即使潘金莲与西门庆奸情命案仍旧发生，但武松得知和参与的程度、方式、结果都将有所不同。所以今本《水浒传》写“武松打虎”下接武松“杀嫂报兄”，“武松打虎”打的一定是“虎”，也一定在“杀嫂祭兄”之前“打虎”，以见“打虎”是“杀嫂报兄”的来路等，都应该是作者匠心独运之有意设计、用心选择的结果。然而，为什么作者作这样的设计和选择呢？明代最懂《水浒传》并从“武大郎一家”故事衍出《金瓶梅词话》的兰陵笑笑生于开篇一语道破说：“如今这一本书（《金瓶梅词话》），乃虎中美女后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这里，“虎中美女”一语直接把“打虎武松”与“嫌夫卖风月”之潘金莲联在一起说，其意义可作两解：一是“虎中”即“武松打虎”，“美女”即潘金莲。“引出一个……”即是说“武松打虎”既是武松人设的好故事，更是后来写“杀嫂祭兄”“一个风情故事”最好的“引”子！二是“虎”即潘金莲，“景阳岗武松打虎”是“阳谷县武松杀嫂”的象征性预演，或说是一个暗喻，待下详说。连环画《武松杀嫂》三、“武松打虎”是“杀嫂”的暗喻说“武松打虎”被“打做一堆，却似躺着一个锦布袋”的景阳岗老虎是潘金莲的象征或暗喻，看似牵强，实则潘金莲形象与“虎”的关系，书中描写有多个暗示或根据。一是潘金莲“属虎”。自古国人多迷信属相，认为人的性格与属相近似，常常拿一个人的属相代表其人的性格甚至其人，《水浒传》未能免俗。例如，虽然《水浒传》写潘金莲、西门庆虽未明说属相，但第二十三回写西门庆央王婆说媒：王婆道：“前日有一个倒好，只怕大官人不要。”西门庆道：“若好时，你与我说成了，我自谢你。”王婆道：“生得十二分人物，只是年纪大些。”西门庆道：“便差一两岁，也不打紧。真个几岁？”王婆道：“那娘子戊寅生，属虎的，新年恰好九十三岁。”西门庆笑道：“你看这风婆子！只要扯著风脸取笑！”西门庆笑了起身去。虽然上引王婆的话，听后“西门庆笑了起身去”，知道是笑话，读者也皆知是笑话，但是文学中的笑话每假中有真，如王婆说“新年恰好九十三岁”一定是假的，但“那娘子戊寅生，属虎”，却一定是真的，或必须认为是真的。这从《金瓶梅词话》改 “那娘子戊寅生，属虎 ”为 “那娘子是丁亥生，属猪的”（《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却把西门庆的生年改为“属虎的……丙寅（张竹坡评本改回“戊寅”）年”可以推想。斟酌表明，诸作者评者所以要改来改去，都是看到了潘金莲、西门庆谁“属虎”的问题关系重大，所以《水浒传》以 “那娘子戊寅生，属虎 ”决非戏言，而是《水浒传》作者本意即以武松所打之“吊睛白额大虫”为潘金莲的暗喻和象征 。再说本来“打虎”“杀嫂”皆《水浒传》首创在前，本文就《水浒传》描写立论，“武松打虎”的“虎”所暗喻之人，无疑就是后来他“杀嫂”的嫂子潘金莲了。二是自《山海经》载“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西山经》）以下，“女人与老虎”故事演绎不绝，中间就有不少虎变女、女变虎和称“虎女”“虎妇”等等的故事。最典型如唐传奇小说《太平广记》卷四三三《崔韬》：崔韬，蒲州人也。旅游……晓发滁州，至仁义馆，宿馆。……方欲就寝，忽见……一虎自门而入……于中庭脱去兽皮，见一女子奇丽严饰，升厅而上，乃就韬衾。出问之……女子起谓韬曰：“……家贫，欲求良匹，无从自达，乃夜潜将虎皮为衣。知君子宿于是馆，故欲托身……”韬曰：“……愿奉欢好。”来日，韬取兽皮衣，弃厅后枯井中，乃挈女子而去。后韬……复宿仁义馆……往视井中，兽皮衣宛然如故。韬……妻曰：“可令人取之。”既得……妻乃下阶将兽皮衣著之才毕，乃化为虎，跳踯哮吼，奋而上厅，食子及韬而去。（出《集异记》）这个故事概括说是写崔韬途宿“仁义馆”，夜纳“虎（变）女”强求委身为妻，又为虎妇所食的悲惨故事。故事骇人听闻，其发生在“夫妻”之间也与武松“杀嫂”是重要不同，但故事分别在旅途借宿的“仁义馆”或武大所租住市面楼房（上、下层）的情况下发生，结果崔韬为虎女所食，而武松“杀嫂祭兄”，都酿成惨剧是一样的，但人（男）、虎（女）关系却颠倒了。但这个颠倒颇似有意为之，从而“武松杀嫂”写法一定程度上有对《崔韬》“反模仿”（《论西门庆与林黛玉之死——兼及<红楼梦>对<金瓶梅>的反模仿》,《求是学刊》2014年第4期。)的性质。当然，这个结论还应结合了“武松打虎”至“杀嫂”与《崔韬》关键情节及其思想意义来看。《水浒》学刊（第一辑）封面四、武松“打虎”与“杀嫂”的喻义上引《崔韬》故事其实是一个寓言。《庄子集解·外篇天运第十四》集解略曰：孔子……乃南之沛，见老聃。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然。……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义，先王之蘧庐也，（司马云：“蘧庐，犹传舍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处，觏而多责。（宣云：“数相见，必受谴。”）以《庄子》此论与前引《崔韬》“仁义馆”遇“虎女”故事相对看，则知《崔韬》的故事明显演绎上引《庄子》载老子教孔子“仁义之庐，止可以一宿”云云字面上的意思。若曰把“仁义”比作一间房屋，则只可以住一夜，住久了一定发生矛盾，遭受困厄。在这个意义上，崔韬住进“仁义馆”，就是悲剧的关键。又以上述《崔韬》故事与《武松打虎》相对照，则知导致其“杀嫂”的关键正在于“武松打虎”之后遇兄、登门拜访并住进了哥嫂家中。应该说，当时潘金莲热情相待，都本来是兄弟家人常情，属“仁义”之事，武松施之受之似均无不妥。但依旧时礼教“男女之大防”，不仅“女授受不亲”，而且接触频繁也是大忌，即使小叔子常住兄嫂家，也是有所不便！加以武松的住入不是武大郎的主邀，而是潘金莲的别有用心，《水浒传》第二十三回：那妇人在楼上看了武松这表人物，自心里寻思道：“……据著武松，大虫也吃他打倒了，他必然好气力。说他又未曾婚娶，何不叫他搬来我家里住？……不想这段姻缘却在这里！但是，与《崔韬》故事中虎女的“故欲托身”而崔韬“愿奉欢好”的一拍即合不同，“打虎武松”当时虽然面不阻人地答应并真的搬来住了，但随后潘金莲的得寸进尺，却不仅遭到武松生硬地拒绝，而且还施以警告性的震慑，这就在加剧叔嫂矛盾的同时，更加激起了潘金莲的“红杏出墙”之心。总之，武松打赢了景阳岗上的“吊睛白额大虫”，却惊醒了阳谷县他兄长卧榻上之虎，结果牵连入潘金莲“出轨”西门庆的奸情命案，然后有“杀嫂祭兄”，前呼后应，把武松送上彻底漂泊江湖，“逼上梁山”之路。所以，“武松打虎”是其前传中出场的“起霸”，也是“杀嫂祭兄”的“引子”和“暗喻”。其作为写武松被“逼上梁山”故事建构的关键，极似化用了《庄子·天运》载老子说“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觏而多责”的道理。故其叙事之跌宕起伏、风姿摇曳还仅是表面，而作为“虎中美女”故事内蕴儒家“叔嫂不通问”（《礼记·曲礼》）“嫂不抚叔，叔不抚嫂”（《礼记·杂记》）的“先王”教训，才真正使之意味深长，达至哲学与诗深度融合的艺术妙境。二〇二三年九月九日星期六《古典小说论集》杜贵晨 著文章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本文获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文史知识》，2024年第6期。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