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鉴赏风云：“赏鉴家”与“好事者”的雅俗之争

引言：雅俗之辨，明清鉴赏的焦点

在明清时期，一场关于“赏鉴”与“好事”的辩论悄然兴起，其核心议题直指身份与趣味的微妙差异。这场辩论不仅揭示了“赏鉴家”与“好事者”之间的鲜明界限，更映射出中国传统鉴赏趣味话语建构的深层逻辑与美学动向。

赏鉴家：知性趣味的挑战者

在儒家道学正统的严密笼罩下，“赏鉴家”以其独特的审美趣味，悄然成为潜在的文化挑战者。他们凭借专门化的知识与话语生产，不仅挑战了既定的知识分类，更冲击了固有的文化秩序。这种知性趣味，在有限的空间内获得了认可，逐渐在“赏鉴”与“好事”的辩论中凸显出其审美的独特面向，仿佛从道德理性的压抑中挣脱而出，为明清美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催生了感性直观论、感官性和独创性等理论的诞生。

好事者：盲目竞逐的文化新风尚

与此同时，收藏与赏玩书画古董、琴棋玩好之物，逐渐成为世人竞相追逐的文化新时尚。这种风尚不仅席卷了士大夫与文人墨客，他们沉醉于“评书品画，瀹茗焚香，弹琴选石”等雅事之中，就连“富贵家儿”乃至“庸奴钝汉”也纷纷效仿，以“好事”自居。一时间，“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成为品藻人物的新尺度，文化态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雅俗之争：文化格局的冲击与重构

然而，这种盲目竞逐的文化风尚，却与文人士大夫经营“兼具知性与美感的生活世界”的闲雅旨趣背道而驰。它动摇了文人士大夫在艺术收藏、交易、流转中的主导权，使收藏沦为权谋、势力的角斗场，对既定的艺术和文化格局造成了极大冲击。文化精英阶层对此严厉批评，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文化和社会区隔意味的鉴赏话语，“赏鉴家”与“好事者”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概念。

在明清时期大量刊行的赏玩与品鉴文本中，“赏鉴家”与“好事者”的身份区分，以及“赏鉴”与“好事”的行为界定，构成了引人注目的重要议题。这不仅关乎艺术鉴赏的真伪之辨，更深刻反映了明清社会文化结构的变迁与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