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帝国少年行题图：霍去病陵墓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唐·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一苏轼在朝中与王安石政见不合、气场不投，非常不爽。自古以来士大夫都相信“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政治规则，他既不能被当局认同，灰心忧惧之下，于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自请出京任职，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后半生。熙宁八年，他在密州知州任上，写了一首记述自己某次出城打猎玩耍的词：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这首词流传甚广，是他作为“豪放派”词人的有力证明之一。全词放达夸张自矜自诩，牵黄擎苍、“锦帽貂裘”云云，甚至难免轻狂浮躁之嫌。起句便以“老夫”自居，其实当时苏轼还不到四十岁，准确说是三十八岁，正当人生壮年，这表面的放达豪迈中，多少有些失意颓唐隐藏在里面。无独有偶，韩愈也曾在《祭十二郎文》中哀叹自己“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可见古时候很多文人的身体状况确实比较堪忧，有时自怜自艾也可以理解。然而认真读历史，又能发现很多不同的参照，比如“自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的李广，六十多岁还请缨出征匈奴。再如为大唐帝国略定突厥、吐蕃和葱岭西域的唐朝名将苏定方，七十六岁死于吐谷浑前线。最不济的，范仲淹五旬开外担任陕西经略副使出镇西北边境，乃有“将军白发征夫泪”的千古名句，等等……若这些人自尊一声“老夫”，也是实至名归。而文人去郊区打个猎，只要在结尾碰瓷一下“西北”，就能“豪放”起来，并且流传开去广收赞誉，其中显然有中国文人传统的政治想象在发挥影响。这类想象与句子，在唐代诗人那里最为丰富，“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李白）、“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李贺）……东坡这首词的好处是全篇直抒胸臆酣畅通俗，毫无复杂难解之处，唯有“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句，用了西汉时期冯唐为魏尚辩诬鸣冤的典故，而这个典故是进入本文的入口。故事说起来有点绕远，稍嫌曲折，但相当精彩有趣：冯唐者，其大父赵人。父徙代。汉兴徙安陵。唐以孝著，为中郎署长，事文帝。文帝辇过，问唐曰：“父老何自为郎？家安在？”唐具以实对。文帝曰：“吾居代时，吾尚食监高袪数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战于钜鹿下。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钜鹿也。父知之乎？”唐对曰：“尚不如廉颇、李牧之为将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赵时，为官率将，善李牧。臣父故为代相，善赵将李齐，知其为人也。”上既闻廉颇、李牧为人，良说，而搏髀曰：“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时为吾将，吾岂忧 匈 奴哉！”唐 曰 ： “ 主 臣 ！陛 下 虽 得 廉 颇、 李 牧 ， 弗 能 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让曰：“公奈何众辱我，独无闲处乎？”唐谢曰：“鄙人不知忌讳。” 《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司马迁没有提及冯唐的年龄，从行文看，显然比汉文帝大很多。他的祖父是战国时代赵国人，与名将李牧是好朋友，父亲做过西汉初年诸侯国代国相，推断下来，冯唐应该是地地道道的北方军事通。汉文帝非常低调且礼贤下士，这与他的出身境遇多少有些关系。由于母亲薄姬在刘邦众多女人中极端边缘，很不受宠，他从来就不是刘邦中意的孩子，早早被派出去做代王，后来能继位当上皇帝完全是个意外。生存环境的各种艰苦险恶，养成了他谨慎小心、与人为善的质朴性格与行事习惯。初见冯唐，就主动打招呼，显得情商很高：老先生从哪里过来做官的？当听说冯唐与他的故地代国渊源极深时，他甚至有些套近乎地说起自己做代王时的经历，表示对军事战略很有兴趣，还欣赏一个叫李齐的将领。然而冯唐却说，皇上你见识还不够，你说的那个什么李齐不行，要论真名将必须得是李牧啊。汉文帝连忙问是什么原因，冯唐说，我爷爷跟李牧友好，我父亲跟李齐友好，听他们讲起过两人的情况，各自的为人与能力差距很大，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文帝听了这些，不禁心驰神往，拍着大腿说：哎呀！可惜我没机会得到廉颇、李牧这样的将领，否则我还怕什么匈奴啊！按说皇帝已经认可了冯唐的看法，可以见好就收了。不料冯唐还有更狠的话：我豁出去直说了吧，您就算有他们，也是白瞎，根本不会用的。被一个老头子当着一干文武随从这么怼，皇帝的脸面立刻挂不住了，勃然拂袖回了自己的房间。估计是平息怒气很久，又让人把冯唐叫进来，愤愤地说：您干嘛大庭广众面前羞辱我？想说话就不能找个没人的地方吗？冯唐这才赶紧赔不是：我是个粗人，不懂得说话的忌讳。其实，冯唐并不像他自己形容的那样是个大老粗，他有自己的盘算，他明显是要用这种带有强刺激的冒犯引起皇帝的注意。这么说话，虽然也要揣摩汉文帝的性格和行事方式，但其鲁莽冲撞毕竟还是冒了很大风险——如果遇到传说中动辄就龙颜大怒杀人砍人的皇帝，冯唐纵有几个脑袋怕是都保不住的。今天看来，汉文帝的气量和胸襟真的很赞，他只是抱怨了一下冯唐让他当众下不来台，然而当天就接受了冯唐的建议，派遣冯唐“持节”赶赴云中去赦免魏尚，并重新启用他做云中太守抵御匈奴。这是“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的来历。当然，这是节外生枝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汉文帝听完冯唐讲述古代名将李牧故事后的反应：“搏髀曰：‘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时为吾将，吾岂忧匈奴哉！'”能让一个皇帝拍着大腿惊呼艳羡的事情，当然未必一定都是大事，但至少能说明这个事情对他的刺激和触动是非常大的。这种触动，也一定来自他内心深处饱受困扰、念兹在兹的某种情结。简言之：依靠什么力量去抵抗匈奴。文、景两朝都严格遵奉刘邦定下的“和亲”政策，从不主动与匈奴开战。即便匈奴大举入侵，也只是调兵遣将防御一下，匈奴退出边界就相安无事。这带给人们一种两朝皇帝都无心国防、软弱可欺的印象。但“持节云中”这个事件却透露了完全不同的信息。出身于北部边境代国的汉文帝，对于匈奴边患的严重性与危害性了如指掌，且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如何反击。这一次，他表露了自己的关切与焦虑：国乱思良将。汉文帝是个很让人喜欢的历史人物，实事求是，艰苦朴素，求贤若渴，更重要的是，有识人之明。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良将”的具体标准，但有几件事情可以让我们从外围去了解他的尺度。他曾经当面表扬过“飞将军李广”，说“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表面看这是很高的评价，似乎非常重视，但终其一朝，文帝只是“口惠而实不至”，从未重用过李广。另一件事情则相反，他对周亚夫评价极高，先是在细柳劳军后惊叹“嗟乎，此真将军矣！”到了临终，更有“托孤”之意：孝 文 且 崩 时 ， 诫 太 子 曰 ： “ 即 有 缓 急 ， 周 亚 夫 真 可 任 将兵。”文帝崩，拜亚夫为车骑将军。《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事实证明汉文帝看人很准：李广并非统帅型军事人才，周亚夫在关键时刻则足当大任。景帝朝吴楚叛乱，周亚夫果然以太尉身份担任汉军主帅，一举荡平了叛军，确保了国家与中央王朝的权威与稳定。然而，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文景之治承平四十年，除了周亚夫之外，边境军事国家战略上仍然罕有堪用之人。细品汉文帝有关“真将军”的吁求，他们的出现，还要耐心等待历史提供的条件与机遇。二从汉高祖困于“白登之围”后，汉帝国不得不奉行“和亲”，给匈奴送女人送钱财，然而北边的“女婿”并不很买账，不断发动单边军事进攻。司马迁有如下记载：至孝文帝初立，复修和亲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葆塞蛮夷，杀略人民。汉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馀人。汉患之……军臣单于立四岁，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而去。今帝（汉武帝，笔者注）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以上均见《史记·匈奴列传》上述记载，时间贯穿从汉文帝到汉武帝四十年之久，闹得最凶时候竟然火烧了回中宫，而匈奴侦察巡逻的前哨骑兵甚至摸到了在山上能“望见长安”的甘泉宫。所引最后一条，说明即便匈奴如此反复侵扰，然而至汉武帝一朝开初，仍然“明和亲约束”——遵守条约，而且厚遇饶给，给了匈奴“最惠国待遇”。想一想也很为汉帝国发愁，刘邦所有精力都用在跟项羽争天下以及建国后东征西剿维护草创的刘氏王朝上了，完全没有边境作战经验，“白登之围”应该是他一生中的创伤性经历，留下心理阴影了，以至于对匈奴终生不敢言战。文、景两朝，在“和亲”国策的卵翼下休养生息，还得承受同姓诸侯国的尾大不掉。而从云中、雁门直到辽东，各边郡总是被蹂躏，太守们经常被匈奴攻杀，动辄就是“杀略人民畜产甚多”“所杀略甚众”“杀略数千人”“不可胜数”……北纬40度一线的攻防，对于中原定居文明至关重要。当年秦始皇对付匈奴的办法，是派蒙恬带了浩浩荡荡三十万大军进行驱赶，然后继承赵武灵王的遗志修筑了秦长城，把匈奴再度挡在长城外。根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秦·西汉·东汉卷》可以看到，与赵北长城相比，秦长城的纬度已经向南收缩了一些。西汉帝国除了国策“和亲”外，还不得不有针对性地增设边郡都尉。按照汉朝官职设置惯例，太守之下每郡有一名都尉主管军事事务，但是从朔方郡、五原郡、雁门郡一直到辽东郡等主要与匈奴接壤的边郡，都有至少两名甚至更多的都尉，如传统战区朔方、五原、云中、定襄、代郡等郡，都设置了东部、西部与中部三名都尉。显然，这是不同寻常且无奈的举措——毕竟匈奴讲究实用主义，看到利益一定要上，对于合同条约之类的事情，远没有汉帝国那么认真。几十年来，汉朝的边郡将领都尉虽然越来越多，但能否守住边境得看匈奴的形势。极个别的例子当然也有，按照冯唐的介绍，魏尚虽然报军功时多报了六颗首级，但他做云中太守很称职，是个敢打敢拼的勇将。还有个神话一般的例子，是景帝时期的雁门太守郅都。他本来不是武将出身，因为在朝中得罪了窦太后被免职在家赋闲，景帝赶紧派他去做雁门太守，甚至都不用到朝廷来报到，就直接从家去上任，实际是变相保护起来。没想到这位文官一到任，就雄风八面不怒自威，居然创造了连武将都难以望其项背的奇迹：匈奴素闻郅都节，居边，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雁门。匈奴至为偶人象郅都，令骑驰射，莫能中，见惮如此。匈奴患之。《史记·酷吏列传》一眼看去，真是很夸张的感觉。然而郅都在文、景两朝为官，与李广是同时代人，距司马迁任职汉武帝朝不过几十年。因此司马迁上述记载的可信度应该是非常高的，不太可能虚构夸饰。当年李牧的成就，是打得匈奴十几年不敢靠近赵国边境，李广的成就是匈奴不入右北平。而这位在朝中以清廉严正著称、令文武百官胆寒、有“苍鹰” 之谓的文官，他到了边境不用打仗，竟然也让匈奴畏惧到了避之唯恐不及的程度，甚至“患之”——深感头疼、焦虑、无奈……这实在是匪夷所思的状况。参照《孙子兵法》，郅都称得上“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是最高也是最理想的军事成就。可惜这样成功的例子太少了，而且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如上边引述《匈奴列传》所示，漫长的边境线上，匈奴是避了这边打那边，这里不进那里进，令汉帝国防不胜防。而且匈奴可谓游击战的鼻祖，深通“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他们能在短时间内形成局部优势兵力风驰电掣而来，等汉军大部队集结起来一个月后开赴边境前线，他们早跑得无影无踪了。然后，就这么一直闹得不消停。要有效保护北纬40度线，传统的老办法明显不够用。而到了汉武帝时代，新格局新思路等各种条件已经积累得差不多，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等新人物出现了。三公元前133年以及前129年（即元光二年与六年），汉武帝先后对匈奴采取了两次试探性的主动攻势。第一次是史上著名的“马邑之谋”：汉使马邑下人聂翁壹奸兰出物与匈奴交，详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单于信之，而贪马邑财物，乃以十万骑入武州塞。汉伏兵三十馀万马邑旁，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护四将军以伏单于。《史记·匈奴列传》第二次是元光六年：自马邑军后五年之秋，汉使四将军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将军卫青出上谷，至茏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出云中，无所得。公孙敖出代郡，为胡所败七千馀人。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而匈奴生得广，广后得亡归。《史记·匈奴列传》这两次行动都失败了。原因当然很多，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没有能够真正左右局面的统军将领：当是时，汉伏兵车骑材官三十馀万，匿马邑旁谷中。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诸将皆属护军。约单于入马邑而汉兵纵发。《史记·韩长孺列传》“马邑之变”动员了三十万大军，所有将领都归韩安国调遣，而韩安国只是个更擅长官场周旋的朝廷人物。“约单于入马邑而汉兵纵发”，这办法听起来可以用一些成语俗语去形容，如“守株待兔” “瓮中捉鳖”“关门打狗”，要点是等单于进了马邑城大家就一拥而上。想得挺美，可这么笨的办法全无战略主动性，更无战术可言。行动失败虽然触发于一个偶然性的因素——走漏了风声，但没有懂军事的主帅和统一协调部署，将领各自为政，想要成功实在是没有可能。第二次元光六年，则是军事目的不清晰的“四面出击”，分头行动，仍然没有统军主帅，打到哪儿算哪儿。这次战役，就是李广被匈奴生擒活拿最后又奇迹般一个人逃回来的那次，而公孙贺无功，公孙敖损失了七千人。四路中唯有“将军卫青出上谷，至茏城，得胡首虏七百人”。这次行动的预想，是“击胡关市下”，战场限制在长城一带，但是卫青却一个人打出了上谷到达茏城，还斩首700人。龙城是匈奴祭天大会之所在，比较神圣的地方。传统的匈奴漠北龙城，在今天蒙古国鄂尔浑河西侧一带的哈拉和林。后世一些不明历史地理的读者，或者是卫青的铁杆粉丝，为了强调卫青的巨大功绩，声称“茏城”就是距上谷郡1400公里之外的哈拉和林，这是很明显的错误。这个“美丽的错误”还产生了一首著名七绝：“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以至于“飞将军”所指到底是卫青还是李广，一时聚讼纷纭。今天，“茏城”的确切地点已经不可详考，但学者普遍认为，元光六年卫青抵达的“茏城”，应在上谷正北方240多公里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一带，有可能是匈奴的漠南王庭之一。元光六年这次出征是特别重要的开端。尽管太史公对此似乎有些漫不经心，只是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但是卫青这个名字的出现，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他第一次孤军深入了匈奴骑兵占领区，开创了冷兵器时代中原定居文明对抗游牧文明的运动战先例。他这次斩获“首虏七百人”，与后来的辉煌成就相比，其实是微不足道的，但这只是即将席卷蒙古高原的历史大风暴的预演。汉匈双方围绕北纬40度的争夺战，将使一些改变历史进程的决定性人物在两大文明折冲中应运而生。四卫青的生年在史料中没有记载。这个实在不能怪司马迁，因为卫青家里的情况相当混乱，一般人不容易弄清楚。大将军卫青者，平阳人也。其父郑季，为吏，给事平阳侯家，与侯妾卫媪通，生青。青同母兄卫长子，而姊卫子夫自平阳公主家得幸天子，故冒姓为卫氏。字仲卿。长子更字长君。长君母号为卫媪。媪长女卫孺，次女少儿，次女即子夫。后子夫男弟步广，皆冒卫氏。《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从司马迁这段话，可知卫青的籍贯是今天山西临汾。除了“平阳人也”明确可解之外，要弄明白其他信息都很费心思。平阳侯国是协助刘邦打天下的功臣曹参的封地。曹家世袭平阳侯，到了卫青的生父郑季这时候，平阳侯曹寿娶了汉武帝姐姐阳信公主，这位公主此后便以“平阳公主”著名于世。郑季这个小官员有些不老实，在曹寿家服务期间与“侯妾卫媪”勾搭并生下卫青。这位卫媪此前是嫁过人的，至于卫姓是她自己的还是前夫的，已经不可能知道了。在卫媪与郑季生下卫青之前，她已经有了四个孩子，分别是儿子长子，女儿君孺、少儿、子夫。此处需要谨慎的是，“侯妾”之妾，应该是取这个字的本义“有罪女子给事者”，即女奴，而非通常意义上的小老婆。否则，不管西汉年间男女情事再怎么开放，贵为侯爵的曹寿也不可能允许这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发生。卫青之后，这位卫媪还有个孩子叫步广。但这个孩子却不是郑季所生，卫媪应该是又有了别的男人。这些孩子，可能知道生身父亲是谁，也可能不知道，但“皆冒卫氏”——所有的孩子一律随母亲姓卫。不合法的性关系所生的孩子，母亲能给他们的保护也就是这些了。给了身份不等于能有好的生活条件。一个孤单女子在侯爷家做奴仆，就算侯爷很欢迎增添私产劳动力，但养这么一堆孩子也是不小的负担。于是卫青回到了生父郑季家讨生活：青为侯家人，少时归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为兄弟数。青尝从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钳徒相青曰：“贵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骂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为侯家人”点明了卫青作为平阳侯家奴的身份。回到生父家完全不被接纳，从情理上推断，郑季应该是个很懦弱又刻薄的人，除了把卫青当个劳动力去放羊之外，不会有什么父爱，因此郑氏的几个孩子根本不认卫青是兄弟，“皆奴畜之”。最苦最累的活儿都是他干，放羊砍柴跑长途，受尽歧视冷言恶语饥寒交迫挨打挨骂……把这些形容“底层人民”苦难的烂熟词汇都放他身上，应该相当恰当。以至于有人认为他面相贵重，觉得未来有望封侯拜将时，他只是笑笑说：奴隶的一生，不挨打受骂已经知足了，不敢想那些不着边际的事儿。励志金典最喜欢重复“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卫青的态度正相反，等于不想封侯的奴隶是个好奴隶。他的这个笑听起来有些惨然，也可能是淡然，但历史记住了卫青的“笑”。逆来顺受，宠辱不惊，这时候的卫青已经表现出了不同于一般人的禀赋。经历并了解了人生最凄惶最黑暗的真相，卫青变得坚忍果敢冷静柔和，这种性格让他在后来的战场与政坛都受惠很多。借用今天一句鸡汤来说：面对困苦仍能微笑的人，命运总不会太差。命运的转机来自于他的三姐卫子夫。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汉武帝在平阳公主家亲幸了卫子夫，卫子夫入宫次年怀孕，武帝后来废掉陈皇后而将卫子夫立为皇后。卫青成了汉武帝的小舅子这个事情并不算稀奇，稀奇的是他后来逆袭又迎娶了平阳公主，汉武帝也成了他的小舅子。讨论汉家宫廷这些乱七八糟的联姻并不是出于八卦，而是为了于中判断卫青的大致年龄，以及西汉帝国霸业的由来。刘彻临幸卫子夫是在建元二年（前139年），这一年他18岁。原则上卫子夫年龄只会小于等于刘彻，取上限为同岁，那么卫青作为卫子夫的弟弟，此时取上限就是小于等于17岁。以此推论，卫青大约生于公元前155年。20岁左右的皇帝心疼这个跟自己年龄相仿的小舅子，给了卫青一个建章监的闲官，不久又升职为太中大夫（《史记》写为“大中大夫”）。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那些惊天动地的伟大战役，卫青很可能就依靠着皇帝小舅子的“贵幸”身份，在朝廷里混个太平官儿终老一生了。但是年轻的汉帝国，从它的最高统帅到一个个如卫青这般的雄杰志士，都不是这么想的。五有一些数字对比一下很有意思。公元前256年出生的汉高祖刘邦，比武帝整整大了一百岁。他在秦末年近五旬时“斩蛇起义”，后来聚拢在他身边的人，平均年龄也不会小很多。“白登之围”时，他与主将周勃、樊哙都是快60岁的人了，打打国内乱臣贼子还可以，对付匈奴是一筹莫展。当年吕后收到冒顿单于侮辱信后询问群臣怎么办，大家都面面相觑，樊哙硬着头皮说“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这话立刻遭到了名将季布的激烈批驳：樊哙这货真是该死！当年高祖四十万大军都困于平城，今天一个小小的樊哙凭什么敢说十万兵就“横行匈奴中”？这明摆着是揣摩上意、当面奉承讨好。司马迁原文用了“面欺”和“面谀”两个词，这是极端严厉的道德指控（《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质言之，衰老的帝国及其群臣，对自己有很清醒的认识，要办好匈奴这件事， 确实是力不从心了。汉武帝于公元前140年（建元元年）登基，这年他才17岁，是名副其实的少年天子。当然，中国历史上小小年纪做君主并不罕见，赵武灵王14岁继位赵王，后来开创康乾盛世的爱新觉罗·玄烨皇帝8岁登基，14岁亲政。汉武帝与他们相比并不算早，然而他从登基开始便在应对匈奴方面表现出非同一般的雄才大略：张骞，汉中人，建元中为郎。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陇西。《史记·大宛列传》这是著名的“张骞出使西域”的由来。也许是因为张骞的经历太富传奇色彩，后世读者对过程的关注与褒扬要远远大于对事件起因的重视，于是“出使”的动机及其历史关联性渐渐淡出了历史画面。事实上，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他希望说服远在西域与匈奴有血海深仇的大月氏，从侧翼联合进攻，至少也要起到牵制作用。而“出使西域”在后来产生了其他的文明成果，只是打匈奴的副产品。张骞带领副手甘父和随从100多人，于建元二年（前139年）从陇西出发，到元朔三年（前126年）才返回长安，历时十三年。尽管在这一期间内，汉帝国已经确定了对匈奴的主动反击战略，并未依赖张骞的外交成果。但这个宏大的战略构想出自一个20岁不到的青年皇帝，其决断与谋略非常人所能及，无论如何都是令人惊叹的。有了年轻皇帝的规划还不够，更年轻的将军该出场了。卫青于元光六年（前129年）以车骑将军身份“出上谷，至茏城”，首登历史舞台这一年他26岁。从这一年开始直到元狩四年（前119年）的十年间，卫青跟匈奴打了七场，《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如下：1．茏城之战。元光六年（前129年），以车骑将军身份“出上谷，至茏城，得胡首虏七百人”；2．雁门之战。元朔元年（前128年），以车骑将军“出雁门，三万骑击匈奴，斩首虏数千人”；3．收复河南之战。元朔二年（前127年），以车骑将军“出云中以西至高阙。遂略河南地，至于陇西，捕首虏数千，畜数十万，走白羊、楼烦王。遂以河南地为朔方郡”，这一战解除了来自西部对首都长安的威胁，卫青因此战得封长平侯；4．夜袭右贤王之战。元朔五年（前124年），仍以车骑将军“将三万骑，出高阙”。这一次跟随卫青同时出征的还有多位将军，如游击将军苏建——他有个著名的儿子叫苏武、强弩将军李沮、骑将军公孙贺、轻车将军李蔡等，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已经不再是此前的平行关系，而是“皆领属车骑将军”，就是说卫青是指挥这次战役的主将。这是汉匈战争史上汉帝国首次出现能够率领骑兵大兵团作战的统帅级人物。而这一战也是汉匈战争史上的决定性战役之一，卫青出高阙塞长途奔袭七百公里外的匈奴右贤王王庭，彻底击溃了右贤王本部。这一战完全确立了卫青无可争议的汉军统帅地位，大部队刚回到高阙，汉武帝已经迫不及待派遣了使节等在那里，并高调宣布拜卫青为大将军；5．第一次定襄之战。元朔六年（前123）春，“其明年春，大将军青出定襄……斩首数千级而还”；6．第二次定襄之战。元朔六年，“月馀，悉复出定襄击匈奴，斩首虏万馀人”；7．漠北之战。元狩四年（前119年）,“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将各五万骑……令大将军出定襄。……而适值大将军军出塞千馀里，见单于兵陈而待，于是大将军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颇捕斩首虏万馀级，遂至窴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馀粟以归。”此前所有的战役，都在为找到单于而努力。此次漠北之战，是卫青所统领的对匈奴作战最具决定性的一役，直接击溃了伊稚斜单于主力。在这七战中，收复河南之战卫青封长平侯，时年27岁；出高阙塞之战击溃右贤王，卫青被拜为大将军，年仅30岁成为西汉帝国历史上首位国家军队“总司令”；漠北之战，则永久打掉了匈奴大规模主力作战的能力，时年35岁。漠北一战是卫青的最后一战，他在35岁时登上人生巅峰。汉武帝专门增设“大司马”的职位，以表彰这位与他一起奋斗为西汉帝国赢得光荣与安全的青年将军，并要求所有文武群臣以高规格礼仪参拜，可谓荣宠备至。“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马，以冠将骠骑、车骑之上，以代太尉之职。”（《汉书·百官公卿表上》）然而，历史也并非总按照牌理出牌，它总是有着非常难以捉摸的魅力。汉匈作战史将以令人瞠目结舌的方式表明，还有一个人，甚至比卫青更配得上汉武帝一手打造的青春帝国。六是岁也，大将军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为天子侍中。善骑射，再从大将军，受诏与壮士，为剽姚校尉，与轻勇骑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赴利，斩捕首虏过当。《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是年也”，指的是元朔六年（前123）卫青的第二次定襄之战。霍去病原来并不在军队“编制”中，这次是因为受皇帝器重，以“个人身份”跟着舅舅出征的。还不满18岁的他胆大包天，领了舅舅拨给的八百轻骑兵，离开大部队去几百里外单独行动，竟然一战功成，“斩首虏二千二十八级，及相国、当户，斩单于大父行籍若侯产，生捕季父罗姑比”，受封冠军侯。平阳侯曹家后人非常平庸，但侯府从上到下的私人生活都相当活跃，女奴及其女儿总是奇迹连连，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代社会民风之开放。霍去病也复制了舅舅卫青身世的混乱模式。他的生父是平阳小吏霍仲孺，在平阳侯府服务期间，霍仲孺与卫媪的二女儿卫少儿两情相悦，并生下霍去病。但霍仲孺甚至比郑季还没有担当，“吏毕归家”一走了之，不敢承认这个儿子，霍去病由母亲卫少儿一个人带大。虽说如此，由于卫子夫入宫受宠又立为皇后，汉武帝异常喜欢这个外甥，霍去病大概一直都是锦衣玉食。同为“私生子”，除了没有父亲，他从小的境况跟舅舅卫青相比，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霍去病首次从军时，汉武帝胡乱给了他一个剽姚校尉的职务，估计也是开心玩玩，并没有抱过高的指望。然而三年后的元狩二年（前121年）,20岁的他被正式任命为骠骑将军，威风凛凛独当一面，霍剽姚的英名开始在汉匈两地上空飘扬。他统领的部队将士都超过万人，大致相当于今天一个师的作战兵力。等到了漠北之战时，他已经独立统领骑兵五万人，与舅舅卫青持平了。与那些身经百战的宿将不同，霍去病一生只打了五仗，而且有三仗竟然是在元狩二年（前121年）这一年中完成的：冠军侯去病既侯三岁，元狩二年春，以冠军侯去病为骠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有功。其夏，骠骑将军与合骑侯敖俱出北地，异道……而骠骑将军出北地，已遂深入，与合骑侯失道，不相得，骠骑将军逾居延至祁连山，捕首虏甚多。其秋，单于怒浑邪王居西方数为汉所破，亡数万人，以骠骑之兵也。单于怒，欲召诛浑邪王。浑邪王与休屠王等谋欲降汉，使人先要边。是时大行李息将城河上，得浑邪王使，即驰传以闻。天子闻之，于是恐其以诈降而袭边，乃令骠骑将军将兵往迎之。骠骑既渡河，与浑邪王众相望。浑邪王裨将见汉军而多欲不降者，颇遁去。骠骑乃驰入与浑邪王相见，斩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独遣浑邪王乘传先诣行在所，尽将其众渡河，降者数万，号称十万。《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春天打到了焉支山，收缴了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夏天打到更远的祁连山，打通河西走廊；秋天，匈奴浑邪王、休屠王在霍去病两次打击下，主力部队基本被消灭，为确保自己部落安全决定向西汉投降。此刻双方都缺乏足够的信任，而匈奴内部数万军民意见并不一致，浑邪王犹豫不决。这时候的匈奴阵营，无异于危机四伏之虎穴龙潭。为打消匈奴浑邪王的顾虑，20岁的骠骑将军以超乎常人的冷静与惊天勇气孤身犯险，“驰入与浑邪王相见”，震慑群雄安抚人心控制了局面，完成了“河西受降”的历史大任。与不吝笔墨盛赞李广临危不惧“意气自如”相比，司马迁在记述这个场景时相当克制，不肯多赞一词。但我们仍然能想象得到，青春帝国光芒照耀下的骠骑将军，该有怎样过人的胆气与勃发的英姿。“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把太史公用在李广身上的这句谚语移来形容霍去病，也许会更恰当。元狩四年（前119年）的漠北之战，是武帝一朝汉匈战史上的最后一战，也是动员兵力最大的一次决战。这一战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卫青找到并击溃了伊稚斜单于的主力，名将李广因为迷路被追责而自杀了。霍去病则创造了中国军人的永恒典范，他统领五万骑兵北上数千里，摧毁了左贤王，几乎打到了北纬50度，“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一说“翰海”即苏武牧羊之贝加尔湖）。此后，“封狼居胥”成为历代中国军人最高理想与荣誉的代名词。这一战过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对北纬40度的威胁侵害解除了，中原定居文明的政治经济形态与国家制度得到了历史性的巩固。霍去病这个人的出现、成就及其退场方式，是一个无法用任何理论去解释的现象。18岁不到从军首战，此前不可能有系统的军事训练，更无任何资历，但他所取得的伟大军事成就，用网络上戏谑的比喻评价，就相当于一个大二学生收复了台湾，拿这个做成绩毕业离校不知所踪。与李广多次迷路“失道”不同，霍去病出陇西深入祁连山走的是大迂回路线，先向西北穿越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再左转越过居延泽掉头向东，穿插到了浑邪王、休屠王的后营腹地；漠北之战独走东线，越过戈壁大漠渡过克鲁伦河，直抵翰海。所走路线一直都是相当遥远且复杂，但20岁的骠骑将军从来没有迷路过，被网友笑称“人形GPS”。这当然是有缘由的，骠骑将军任用了大量的匈奴降将及通晓北方地理的向导，而他们，也乐于跟随这个少言寡语、沉毅果敢且有惊天之勇的青年统帅。战争中所形成的这种互相信任、性命相托的关系，总是美好的。七自元狩四年漠北之战后，左右贤王和单于的主力部队都被摧毁了，北纬40度安全了，西汉帝国的青春锐气发挥到了淋漓尽致，而它的国力也消耗得差不多了。（元狩）四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县官衣食振业，用度不足，请收银、锡造白金及皮币以足用。初算缗钱。天下马少，平牡马，匹二十万。《汉书·武帝纪》史书关于汉代因为进击匈奴带来财政问题的记载很多，上引《汉书》第一条，是说把关东的贫民迁徙到陇西、北地等边郡，充实当地因战争而减少的人口，同时也能平衡一下因匈奴降附内迁后造成的人口比例失调。但县官的钱“用度不足”，不仅要增加制币手段，还要开征高额商业税。财政困难可见一斑。第二条简明扼要，“天下马少”。对匈奴的正面决战，必须有足够的骑兵，因此汉武一朝的“马政”是极为重要的战争储备措施。从元光六年至元狩四年的十年汉匈大战，造成全国可用战马严重减少，雄马市场价格已经提高到了二十万钱一匹。财物如此，人，也是时候该退场了。从元朔六年（前123年）到元狩四年（前119年）不过四年时间，而四年刚好是全日制大学本科的学习时间。霍去病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并创造了后人无法复制和超越的壮举。四年五战，一年之内打三个硬仗奔袭数千里，战斗强度与作战密度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这样高强度的作战，很可能对他的身体造成了致命的损害。在不断“升级打怪”、连续考出高分、刷新各项指标的两年后，霍去病于元狩六年（前117年）突然去世，年仅23岁。他的死因，成为后世民间史学津津乐道的话题。汉武帝悲痛欲绝，在自己的茂陵旁边为这位帝国之鹰修筑了一座形似缩小版祁连山的陵寝，并举行了富有历史感和艺术感的隆重葬礼。灵柩从长安城出发缓缓向茂陵行进，帝都长安到茂陵整整15公里的道路上，由霍去病亲自主持河西受降并内迁的匈奴骑兵全副武装列队，两侧护卫，肃穆庄严。卫青比霍去病多活了十一年，他于元封六年（前106年）在大司马、大将军任上去世。估计汉武帝这时候已经没有了当年丰沛饱满的激情，《史记》和《汉书》也没有葬礼场面的详细记载，他只是仿照霍去病的前例，为卫青“起冢像庐山”（一般认为此处“庐山”是指阴山）。卫青、霍去病，是专为北纬40度而生的军事天才，从未参与过任何与北纬40度无关的军事行动。他们的出现捍卫了定居文明的安稳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遭遇了新的文明难题，并以青春的勇气给出了答案。自从大秦帝国建成了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政治与行政架构之后，有关“天下”的范畴通过国家化的方式被清晰地确定了。然而这带来了一个始料不及的问题，它使“天下”与其他区域冲突的现实性与尖锐性愈加凸显出来。北纬40度一线的游牧民族的存在，以及他们不屈不挠的进取心，使以往中原文明那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含混自大的观念无法自圆其说，而不同文明之间的折冲博弈往往大于故步自封的“天下”理念。战国以降攻伐战取“天下”的名臣武将数不胜数，韩信大约是这个理念的最后一个大师，他被腰斩以后，这种英雄人物的谱系就断了根儿。而现在看来，即便韩信再世，恐怕也应付不了“天下”与北纬40度之间崭新的历史冲突。由卫、霍主导的汉匈之争，几次决定性的战役，如卫青奇袭右贤王之战、霍去病出陇西至祁连山之战以及卫、霍联手的漠北之战，都有此前逐鹿中原夺取“天下”所不具备的特点，即不再困守长城一线做传统的防御战，而是长途出塞穿越大漠戈壁，以同等高超、甚至更加灵活高效的骑兵战术包抄迂回，寻找匈奴主力决战。唯此方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中原定居文明向北纬40度以北的文明学习到太多的东西，比如长途奔袭及其机动性、使用骑兵大兵团作战及其协同性、在战争中解决给养，甚至包括如何了解和使用气候、向导、地形地貌等专业知识等等。这些新颖的历史元素，是中原定居文明所不具备的，起码是非常陌生的。大战过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中原定居文明北纬40度的生命线是保住了，而游牧文明的补给线，则不得不移向更高纬度的西北方向，这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走向都产生了极大影响。文明的博弈从来都不仅仅是你情我愿互利互好的，它有自己非常真实的逻辑。关于这一点，现代文明所依赖的契约关系以及对契约的严格遵守，提示着一切文明的底线——在汉匈双方遵循“和亲”约束时，两大文明的和平共处对双方都是有益的。八对于卫、霍二人与汉武帝创造的帝国青春成就，司马迁做了如实记述和呈现，但对于他们的私人关系及其个人品质，一直是嘀嘀咕咕啧有烦言的。阅读《史记》了解司马迁的历史观，除了“太史公自序”最为直接以外，《卫将军骠骑列传》和《李将军列传》是重要的参照文本。人们讨论这一段历史，一向都是“卫霍”并称。除了二人的舅甥关系与军事成就格外耀眼外，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司马迁不肯给这两个人单独立传，却把这份荣誉给了李广。班固的《汉书》也沿袭了司马迁的定例对“卫霍”合传处理。始作俑者，在太史公的偏见。但班固并不认为李广有足资单独立传的成就地位，于是在《汉书》中把苏建与李广合传了。少年时读书总感到《汉书》不如《史记》情感丰富，班固的文学才能远不及太史公。今天这个看法依然成立。但从另一个角度说，班固在很多见识上都让他成为史学不受文学主观情感干扰的典范。太史公一再强调卫、霍二人“贵幸”，暗示汉武帝搞裙带关系照顾亲戚，并以此贬低卫霍，以文学抒情提升李广的历史地位。然而，卫霍固然是皇帝亲戚，但如果不是年轻皇帝有非凡勇气与识人之能去不拘一格提拔人才，如果不是卫霍有真材实料，中原文明的生命线，很可能提前三百年就从北纬40度退到黄河以南了。历史固然不能假设，但事实是卫、霍出现之前，西汉帝国始终找不到与战争相匹配的统帅。“举贤不避亲”是自古皆然的原则，可惜的是，太史公在此因自己的身世之痛而不愿意记得了。由于少年经历坎坷，深知人间冷暖，卫青性格一向都是与人为善。太史公也承认卫青“为人仁善退让”，这种退让，甚至到了被李敢挟私报复“殴伤”都不愿声张的程度。但太史公还是下了定义，“以和柔自媚於上”。李敢挟私报复“殴伤”卫青，后来被霍去病冤冤相报一箭射死。这个事件，卫青如果诉诸公堂，李敢以下犯上很可能会受到法律追责，所以“大将军匿讳之”。明明是卫青为了保护李敢而息事宁人，司马迁不但熟知还撰写过蔺相如回避与廉颇冲突的原因，此时却出于身世之感袒护李家厚诬贤良，其历史价值观不能一以贯之竟至如此。李广自杀，太史公说“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卫青立下不世之功且“仁善退让”，挨了部下的打不吭声，太史公冷冷地说“天下未有称也”。令人难解这种代“天下”立论的根据是怎么来的。霍去病的性格“少言不泄，有气敢任”，与舅舅卫青的谦和宽厚完全不同。因为没有其他社会经历，贵族习气肯定是难免的，太史公因此指责骠骑将军“少而侍中，贵，不省士”，不体恤士兵——这恰好与李广的“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形成鲜明对比。但他明显是个非常单纯的人，汉武帝为他营造了豪华府邸并令他去接收，他拒绝了，并留下了“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的千古豪言。还有一件事，最可说明霍去病不拘一格敢于创新的性格与卓而不群的军事才能：天子尝欲教之孙吴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皇帝要亲授孙吴兵法，竟被霍去病拒绝了。他的见解是，大概了解一下方法策略就行，真跟匈奴打仗用不上这些。这段记述包含了特别丰厚的历史内容，甚至包含了骠骑将军之所以无往不胜的秘密。孙吴兵法是上古时代农耕文明的产物，其所针对的主要是战车和步兵列阵攻防，而北纬40度一线的骑兵战法以及长途迂回奔袭等等，作为全新的文明元素，是这类神乎其神的古代兵法根本无从载明的。在这一方面，霍去病堪称历史上第一个敢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人。他不仅敢于顶撞汉武帝，更敢于质疑那些神话一般的古人兵法，其不问尊卑只问是非的高贵品质与科学态度，超然于众人之上。而那些被视为神话的兵法到后来越讲越玄，从孙子、吴起直到岳武穆兵法，最后进入了金庸的武侠小说中。事实上，卫、霍舅甥二人是标准的职业军人，对宫廷政治既无经验亦无兴趣。这一点也导致他们在官僚行政体系中虽居高位但其作用完全可以忽略不计。霍去病早亡，生前只担任过两年的“大司马”，这还是汉武帝为了平衡与抑制卫青一家独大而任命的，并无实际意义。卫青虽然在大司马和帝国统帅这个位置上一直做到去世，但也从不介入朝廷的行政事务。但令人惊愕的是，卫霍二人后来竟然被太史公请进了《佞幸列传》。从《史记》的伟大成就着眼，《佞幸列传》的设置是明显的败笔，其体例、写法都很奇怪。全文只有千把字的篇幅，随便罗列了邓通、李延年几个人然后话锋一转指向了卫青霍去病。给人的感觉，仿佛就是为了专门把卫霍捎带进去才设这一体例。太史公的写作策略是先承认卫、霍“颇用材能自进”，这有点像一个班主任做“差生排行榜”，先把卫霍锁定其中之后，在结尾却又说班长和学习委员很有才很自强不息，这种叙述安排无论如何都是非常奇怪的逻辑转折。要之，卫霍作为皇帝亲戚的原罪身份、李广的“不幸”遭遇，以及自己因李陵事件而遭惨祸的身世，在太史公心里始终是解不开的死结。尽管通观“卫霍传”，一个“仁善退让”，一个“匈奴未灭，无以家为”，实在看不到有何“佞幸”劣行，然而太史公一定要让卫霍出现在《佞幸列传》中，似乎非如此不能纾解忧愤，实在令人叹息。九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力量，在历史洪流面前任何个人都是渺小的。但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不否认杰出人物或者英雄人物在历史运动中的关键性作用。如果个人不起作用，长平之战时秦国为何要特意用白起替换了王龁还严防走漏消息？同理，对面的赵国如果不是用纸上谈兵的赵括替换老将廉颇，也不至于速败。这显然是个人起了关键性作用。一味夸张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很容易无视历史背后的复杂力量，然而我们必须确认的是，至少就军事行动而言，伟大的军事统帅往往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这是被无数历史证明过的事实。新生的西汉帝国，上承秦朝的郡县制，下启多边外交与“丝绸之路”，是中原定居文明形态与国家制度最后成熟的关键时期。这一点决定了它必须在安全稳定的前提下，大量吸纳异质文明新鲜血液。卫青霍去病的出现，为传统“天下”观与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奠定了基础。至少，卫霍的历史贡献还在于，他们使中原文明生命线由北纬40度南迁延缓了四百年——公元317年，西晋在刘渊（匈奴）、石勒（羯）的轮番打击下灭亡，司马氏南渡建康（南京）建立东晋。北纬40度的恢复，在东晋之后还要再等几百年。“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今天，青春的西汉帝国连同它的缔造者与捍卫者，都已经隐入历史烟云阒然无语。但从西安出发，前往河西四郡的道路畅通无阻，络绎不绝的游客商旅西出阳关，苍茫辽阔中心情舒缓而平和，其亲切自由感如见故人。所有这一切，都隐约刻画着少年将军的不朽形象。在战争的另一边题图：青冢，呼和浩特的王昭君墓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抒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董必武《谒昭君墓》一内蒙古自治区的区治所——“省会”呼和浩特市，蒙古语意思是“青色的城”，明清两代也被称为“三娘子城”、归化城、绥远城。到了清末民初，归化、绥远两城合并为“归绥城”，成为新成立的绥远省省会。1954年改为呼和浩特市，呼应新成立的自治区，以此凸显出它的蒙古语本意。这座位于北纬40.8°，东经111.7°的城市，最早的历史至少要追溯到赵武灵王：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二十一年，攻中山……中山献四邑和，王许之，罢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六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史记·赵世家》“胡服骑射”改革获得巨大成功，赵武灵王“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之后，在此地设立了云中郡。郡治就在今天呼和浩特西南的托克托县。从云中西行180公里，到达包头市——大名鼎鼎的九原城。秦王嬴政攻取九原后将其升级设立为九原郡，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改为五原郡。我是很晚的时候才真切知道，在经济形态上，这一带并非人们通常理解的纯粹游牧文明地，因为黄河的关系，河套地区大部分是水草丰美、农牧相宜的文明过渡带。与匈奴的谶歌中的祁连山、焉支山相比，尤其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富饶之所。也正因此，这里始终都是与游牧民族的根本利益性命攸关之所，是匈奴、戎狄直至后来的鲜卑人、突厥人、契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隔河窥望中原的前哨阵地。仅从后来的归化、绥远两城的汉语语义上看，就能知道它在历史上一直都是中原汉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竞争折冲之地。这样一些涉及历史地理的知识，在我们的教育和阅读中其实并不缺乏。我们从小就知道中国历史悠久，有大好河山，“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但是有一些模糊的感受在近年来变得日趋强烈，令我困惑：似乎在我们的文化习惯当中，存在着某种把专门知识都文学化的倾向，就像上面的那些，我引述征用美丽的诗词时几乎是一种本能，至少是条件反射。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在过度修辞与迷恋辞藻之后，有很多更重要的内容被忽略了，并因此一直沉默着。类似《水经注》与《徐霞客游记》这样极为稀缺的地理学著作，在相当程度上是被我们当文学作品来读的。我不太确定这两部著作是不是都编入中学语文教材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传授重点是强调传统文化的经典与优美。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能让中学生知道古人写有这么了不起的两部书，但在地理学的知识意义上，它们能被青年理解和接受多少，还是个问题。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古代文学的选本一般会收入这两部著作的章节片段，可惜的是老师完全没有理解和处理历史地理问题的愿望，他们只是非常费力地从中挑选一些景物描写或别致的句子，力图用来向我证明隐藏和体现在它们中间的“文学性” 是多么深奥。“清啊清的昆都仑河昆都仑河哟，我在那里饮过马哟，连绵的大青山大青山哟，我在山下放过牛羊……”吕远词曲、吕文科原唱的这首《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是我从很小就特别喜欢、今天还会忍不住哼唱的歌曲。马头琴悠扬的前奏引出了舒缓而辽远的蒙古长调，让歌曲像一幅万里铺开的江山长卷，从高高的兴安岭到巴彦淖尔的黄河之滨，不同族群的人们在奔走忙碌，骏马驰骋，牛羊悠然。我一直想写一写说一说对这首歌的深厚情感，却无从说起，没想到今天就是一个机缘。从包头到呼和浩特，是富饶的河套地区。昆都仑河南北走向流经包头市，今天包头市的行政区划因此还设有一个昆都仑区，而连绵的大青山是阴山山脉的中段，它从蒙古高原居高临下俯瞰着呼和浩特，成为这座青色城市的北方屏障。在这样一幅万里江山图中，不仅有富饶，更因为北纬40度过渡带的这富饶，演变出另外一种景象，让反反复复的争端、劫掠、践踏和厮杀成为历史的变奏：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唐·李颀《古从军行》边庭飘摇那可度，绝域苍莽更何有。杀气三时做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唐·高适《燕歌行》与前述文学渲染描摹相比，这或许才是历史的真相么？相信自然竞争的人可能会这么认为，因为有太多的历史事实指出过这一点。但这一切，因为一件事一个人发生了意味深长的改变。她，让世界历史乃至人类交往史出现了新的模式，让塞北的凄厉、寒冷和杀戮有了些许温度，让女性的定义及其历史作用被重新审视，更让人对一个城市一个地点感到无比亲切并且难以忘怀。今天呼和浩特南部约10公里的玉泉区大黑河南岸，坐落着著名的“青冢”——王昭君墓。二“昭君出塞”的故事应该是中国历史以及民间最著名的故事了。但令人特别遗憾的是，她被归入“四大美女”之列，与西施、貂蝉、杨贵妃混淆在一起，享受着含义不明的赞美乃至如当今“大众情人” 一般的历史待遇。而她的特别，她的独到，她的勇气，她的果敢与决绝，以及她的伟大贡献，都湮灭在“美女”如云的文学想象与通俗的“红颜薄命”的民间信仰当中了。正史上关于王昭君的记载，非常有限。距离出塞事件发生时间最近的，记载最少，且语焉不详，越往后来，记载会逐渐增多、详细、翔实乃至生动起来，最后会掺杂进来一些半人半神的荒诞故事传说，事情也就没了边儿。这完全符合顾颉刚先生有关中国历史“层累说” 的基本判断——人们距离史实年代越近，知道和说出的越少，距离越远，就说得越多。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樯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班固《汉书·匈奴传》这是事情的缘起，也应该是最早的官方记载。班固（公元32——92年）深受作为史学家的父亲班彪的影响，16岁进入帝国最高学府洛阳太学修习经史百家。班固最初撰写《汉书》的条件与环境，与司马迁非常相似：都有一个史学家父亲，都是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史学训练，都是私修史书——放在今天大约就是“自由写作”。可他们的动机和后来的境遇却颇为不同。司马迁受到宫刑本可一死了之，但他胸中怀抱大目标，忍辱负重写《史记》，从而引出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千古不易之论。《史记》写完，太史公就在历史上消失了。一百多年后，大汉王朝由西向东改了称号，班固在老家右扶风私修国史被人告发，汉明帝下诏命令地方政府将班固逮捕。幸好他有个特别能干、后来也特别著名的弟弟班超，千里奔驰京都洛阳冒死上书陈情，估计也少不了各种打通关节吧，汉明帝终于决定亲自过问这件事，召见班固进京聊聊。这一聊不要紧，才发现原来是地方上有人小题大做搞诬陷，而且班固明显是个大大有才的好青年，写的都是正能量而不是黑材料。于是加官晋级，你也别偷偷摸摸的了，干脆就进国史馆合法写作吧。班固就此变身上位，除了完成《汉书》，他在未来还要有大作为。“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樯字昭君赐单于”，这应该是班固有了官方身份、掌握大量以前看不到的材料之后对这个事件的记载。如果以他获得官修史书的合法身份为标准算起，那么此时距昭君出塞还不足百年，应该说班固的记述是最可靠的。还有一处：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虖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虖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 《汉书·元帝纪》“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以上是《汉书》中有关王昭君仅有的两条记载。从这两条记载中，可以知道王昭君本名王樯，字昭君。她的身份，是“后宫良家子”和“待诏掖庭”，前者的定位有些熟悉，司马迁在写到李广时，也说“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可见“良家子”是一个社会等级和认同度都高的称谓，跟今天我们说“好人家出身”差不多的意思；而“待诏掖庭”则表示这个女孩子本来是皇帝的女人，只是皇帝并未或者还没来得及染指，她即将要去做单于的皇后——阏氏了。总之，都是强调她地位很高而又清清白白。尽管介绍简略，毕竟有名有姓还有字，这不仅在汉代的“和亲史”上是个特例，比之中国古代女性，嫁人都只能隐去自己的姓氏成为某某氏，已经是少有的好待遇了。值得注意的，是“改元竟宁”这四个字。这一年是公元前33年，汉元帝把年号从建昭改为竟宁却只用了一年，次年的公元前32年，又改年号为建始。这个举动并不寻常，显然皇家有足够的理由表示对这个年份的极端重视。按照东汉大学者应劭对《汉书》此处的注释，他认为这个年号表示“边竟得以安宁，故冠以元也”，隋末唐初学者颜师古对此进一步解释，认为不仅这个叙述是通假字，“境竟实同”，更认为“竟者终极之言，言永安宁也。既无兵革，中外安宁，岂止境上？”这是取了“有志者事竟成”之“竟”的本意。总之，已经边境安全了，敌人做了女婿了，等于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国泰民安永久无害了。果真如此，当然是国家民众之幸。但这种终于长出一口气的感觉，听起来还是让人有一点疑惑的。从高祖刘邦和冒顿单于开启的“和亲”大业，直到汉武帝才被终止。此前文景两代，匈奴接受“和亲”要了汉家女人，但边境的劳力财物却从未放弃过，动辄就冲过来烧杀抢掠一番，并不会认真遵守和亲的协议约束。那么现在不就是又重新来一次和亲，又嫁了一个女人么？真的就能“永远安宁”了？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汉元帝这么有成就感？三在卫青霍去病大远征的打击下，匈奴与中原汉文明竞争的雄心壮志遭遇了决定性的失败。“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 如果不懂游牧民族的生存方式对自然条件的绝对依赖，如果不是对地理问题有设身处地的了解，“幕南无王庭”这个叙述就是毫无意义的。但事实上，它的性质及其带来的文明后果，无论对匈奴自己的生存发展，还是对历史进程走向的影响，都相当严重。漠南大致是今天的内蒙古地区，而漠北大约是今天的蒙古国一带的地区。漠南与漠北，一般认为是以几块横向相连的沙漠戈壁去划分的，这些沙漠戈壁构成了蒙古高原的南缘，大约在北纬40 —— 42度。漠北的海拔明显高于漠南，上谷郡、右北平郡（即现在河北省张家口、承德）一些地区，今天被称作“坝上”，它们与“坝下”的海拔平均差在1000米左右，大约就是高原南缘的延伸地带了。如下的事实因此就很容易理解：漠北高纬度高海拔地区，气候温度、草场肥美程度、水源的方便程度等等，与漠南地区相比都要严峻得多。那里的农耕条件相对恶劣，从气候、降水到土壤结构，完全不适合丰产粮种的生长，除了追随天然草场迁徙游牧之外，游牧族群几乎别无选择。先秦以上的历史，匈奴连同其他的游牧部落，已经从漠北或者其他更为广泛的地区逐渐向南方移动，他们越过蒙古高原来到了北纬40 —— 42度过渡带，发现这里要比老家更适合生存。最初他们以很小的分散的族群部落为单位，各自划分势力范围。这个过程中，争吵、冲突乃至战斗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从匈奴第一个有名字记载的首领头曼单于开始，匈奴逐渐形成了一个有绝对权力中心的大部落联盟，并在头曼单于的率领下，向北纬40度一线推进，也就是在这里，他们与中原定居文明发生了激烈冲突。战国时代李牧在赵国边境大破匈奴，令头曼单于十几年不敢靠近“赵之北边”，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派蒙恬率30万大军将匈奴彻底驱逐出北纬40度，以高阙塞为起点一路向东，重修了赵国长城，试图永远“御敌于国门之外”。然而匈奴退回北纬40 —— 42度过渡带整军修武再度强盛起来，并在冒顿单于的领导下，利用秦王朝崩溃西汉初创的内乱，再次回到北纬40度一线。“白登之围”打掉了汉高祖刘邦的自信心以后，匈奴首次建立起了游牧文明对中原定居文明的军事战略优势。这个时候，单于王庭从传统漠北地区向南推进了将近十个纬度。龙城与王庭，在含义上既重叠又有区别。一般地说，龙城是北方游牧民族具有传统意义的“首都”，地点相对确定，位于今天蒙古国乌兰巴托西南鄂尔浑河附近的哈拉和林。它不仅是匈奴的“首都”，根据历史记载，后来的突厥人、回纥人、乃蛮人及至成吉思汗的蒙古人，都以哈拉和林为政治中心。而王庭则是随着政治军事领袖的游牧驻扎地而转移，虽然有某种“首都”的政治功能，但相对说来不具有地理方位的唯一性。这也是历史研究上无法确定单于漠南王庭所在的根本原因。可以想见，在冒顿、老上、军臣和伊稚斜单于反复劫掠蹂躏北纬40度一线的半个多世纪中，匈奴在漠南地区应该建立过不止一个王庭。假设单于的驻节地始终因袭漠北传统王庭，那么，他们要想在远隔一千公里以外短时间内集结起大规模作战部队并发动一个又一个的攻势，就是不可想象的。换言之，单于和他的主力部队之所以能始终保持战争攻势，并且能快速调集左右贤王的部队做侧翼支援，单于王庭设在漠南是非常必要的条件。这表明，在这个时期，匈奴取得了相当了不起的文明成就，他们把自己的政治军事以及经济活动的重心从漠北完全转移到了漠南地区，并通过劫掠和战争获取了非常丰厚的人力、物产和足够的战略给养。此一过程中，两大文明的接触让双方都学习到了很多东西。如果匈奴能够接受“和亲”的协议约束，彼此尊重互利互惠，那么他们在文明的进阶中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非常遗憾的是，历史没有这么上演。在伊稚斜单于时期，汉匈双方发生了决定命运的历史大决战，这是彼此已经无法妥协的悲剧性结果。被卫青霍去病在漠北之战击溃后，伊稚斜单于率领残部退回哈拉和林或者更北的地带，继续着对匈奴的统治，但再也无力组织起足够数量的军队和像样的攻势，从此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那之后，他们失去了他们一直窥望、渴求且对他们具有重要战略补给意义的河套地区，回到他们起步出发的地方。当初霍去病穿越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击溃右贤王打通河西四郡时，匈奴已经唱出了“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的哀歌，到了彻底失去河套地区以后，不啻灭顶之灾。更高纬度的蒙古高原，气候愈加凄冷苦寒，获取生活资料的难度也成正比增加，这对正在初步形成国家形态、触摸到新的文明边缘的伟大民族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损失。伊稚斜单于死于漠北大战五年后的公元前114年，在他之后，直到汉元帝在位的八十余年间，匈奴又经历了十几位单于，其间虽然也对汉朝边境发起过一些骚扰性战事，但据《汉书·匈奴传》记载，“自是后，单于益西北”。更为不幸的是，匈奴因为无休止的权力争夺而陷入了巨大内乱中，互相攻伐仇杀，登位单于的血统与身份合法性始终只能在争议和质疑中靠暴力维持着。由冒顿所创立的单于绝对权威，在四分五裂中摇摇欲坠。走马灯一般轮换登位的十四位单于（包含“五单于争立”），名字变得越来越古怪。且看，呴黎湖单于、且鞮侯单于、狐鹿姑单于、壶衍鞮单于、虚闾权渠单于、握衍朐鞮单于……这些名字，应该是由汉语按照匈奴语读音直接转写出来的，语义难解，呈现出匈奴与中原文明的关联越来越稀薄的迹象。四呼韩邪单于在位时间是公元前58年——前31年，他在匈奴争权内乱不断的血雨腥风中被一支并不很强大的势力推举为单于。由于是“被推举”而非合法顺位继承，他的登位不但没有结束争斗，反而立刻催生出“五单于争立”的更激烈的血雨腥风。然后他就一直东征西讨、东奔西走、东躲西藏，哈拉和林的王庭不是被这个攻破，就是被那个抢走。他既无力荡平政治对手统一匈奴全境，又不想放弃至尊的单于地位，左支右绌，心力交瘁，为此伤透了脑筋。雪上加霜的是，“五单于争立”的局面虽然在内斗中很快烟消云散，但想不到变生肘腋，呼韩邪单于的哥哥，强大的左贤王呼屠吾斯自立为郅支单于并向呼韩邪发动了进攻。抵挡不住的呼韩邪再次丢掉王庭成了“丧家之犬”，真有穷途末路之感。呼韩邪之败也，左伊秩訾王为呼韩邪计，劝令称臣入朝事汉，从汉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韩邪从其计，引众南近塞，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郅支单于亦遣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入侍。是岁，甘露元年也。《汉书·匈奴传》甘露元年是公元前53年。如上所述，呼韩邪登上单于大位才五年，就已经撑不下去了。被哥哥抢了王庭之后，他不得不到处游荡，开始认真思考人生何去何从。在内乱争斗中朝不保夕的情况下，他想到了他的前辈祖先以及两族曾经和睦相处的那些日子。左伊秩訾王为呼韩邪单于陈述的理由，虽然简略，却着眼于全局分析匈奴民族根本利益之所在，看清了历史走向，堪称是一篇汉匈关系史上有建设性的的重要文献：强弱有时，今汉方盛，乌孙城郭诸国皆为臣妾。自且鞮侯单于以来，匈奴日削，不能取复，虽屈强于此，未尝一日安也。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汉书·匈奴传》在卫青霍去病的强大攻势下，匈奴直线走了下坡路，再也没能从打击中恢复过来。前代单于所建立的强大的匈奴帝国，曾经统治着东西方所有的小国近百个，到了呼韩邪单于这个时候，形势大逆转，“乌孙城郭诸国皆为臣妾”——都从匈奴那边投奔汉帝国了。失去了北纬40度的祁连山、焉支山与河套地区，又失去了西部大后方的支援，匈奴不要说再与汉朝为敌，就连自身能否生存下去都成了很现实的问题。“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当下，放下身段恢复与大汉王朝和好，匈奴就能保证最低限度的安全，不这样做就等着灭亡吧，左伊秩訾王的这个判断，不仅是一个事实，其实也说出了呼韩邪心中的无奈。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这个判断，呼韩邪单于征求左右大臣的意见，“皆曰：不可”。在这个决定匈奴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口，可以说呼韩邪单于与左伊秩訾王是少数派，几乎所有人都不同意：匈奴之俗，本上气力而下服役，以马上战斗为国，故有威名于百蛮。战死，壮士所有也。今兄弟争国，不在兄则在弟，虽死犹有威名，子孙常长诸国。汉虽强，犹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乱先古之制，臣事于汉，卑辱先单于，为诸国所笑！虽如是而安，何以复长百蛮！《汉书·匈奴传》这个反对的理由非常经典。匈奴的民族习惯，推崇力量而把劳作服役看得很低贱，骑马作战是立国根本，也是靠这个打服了周边小国。战死，是男人的命运。现在你跟郅支争夺单于宝座，这个位置不是他就是你，不管谁胜谁败，都是一条汉子，你们的后代也会继续统治周边小国。汉朝固然很强，但也吞并不了匈奴，为什么要自堕国威向汉朝称臣，令前辈单于蒙羞还让那些小国们看不起咱们？就算按照你们的办法求得了安宁，将来怎么再去统治周边的国家？这样一番话，不仅表现出匈奴作为马上民族的内心骄傲，也涉及不同文明的自我理解。从民族交往与冲突的角度看，两千多年前活跃于东亚北纬40度一线的不同民族，已经进化生长出如此强烈清晰的文化自觉意识，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极端难能可贵的经验。但在呼韩邪单于听来，这些民族文化自觉的大道理并不能解决匈奴眼下面临的生死存亡的实际问题。他的部落势力远不如郅支单于，危机四伏，迁徙游牧的安全自由完全没有保障；几年征战下来，他的人口损失巨大，而且远离北纬40度的河套，身处高纬度的贫瘠苦寒地区，他获取生活资料的各种渠道差不多都断绝了，已经难以维持部族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至于说单于宝座“不在兄则在弟”，那他这几年的颠沛流离刀光剑影是为的什么呢？指望呼韩邪接受这种置单于利益和死活于不管不顾的“高尚”意见，岂非天方夜谭？也正是这种情形，促使他力排众议“铤而走险”，决定接受左伊秩訾王提出的与汉朝和解的建议。“引众南近塞，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匈奴部族在他们的单于率领下，终于重新回到了气候相对温和、物产富足的北纬40度一线，单于的儿子，右贤王铢娄渠堂被派遣进入汉朝宫廷做人质。这个做法在古代中国历史上非常通行。春秋战国时，各国互送“质子”入敌对国以示和平诚意，是一个外交惯例，秦始皇的父亲秦庄襄王就在赵国做过质子。五甘露元年的决定只是个试探性的开始，但从事情的后续进展来看，呼韩邪单于的诚意是无可怀疑的，而汉王朝，显然接收到了这个信息，并报以同等的诚意：明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朝三年正月。汉遣车骑都尉韩昌迎，发过所七郡郡二千骑，为陈道上。单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赐以冠带衣裳，黄金玺盭绶，玉具剑，佩刀，弓一张，矢四发，棨戟十，安车一乘，鞍勒一具，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锈绮縠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礼毕，使使者道单于先行，宿长平。上自甘泉宿池阳宫。上登长平，诏单于毋谒，其左右当户之群臣皆得列观，及诸蛮夷君长王侯数万，咸迎于渭桥下，夹道陈。上登渭桥，咸称万岁。单于就邸，留月余，遣归国。单于自请愿留居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城。汉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将骑万六千，又发边郡士马以千数，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诏忠等留卫单于，助诛不服，又转边谷米糒，前后三万四千斛，给赡其食。是岁，郅支单于亦遣使奉献，汉遇之甚厚。明年，两单于俱遣使朝献，汉待呼韩邪使有加。明年，呼韩邪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百一十袭，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以有屯兵，故不复发骑为送。《汉书·匈奴传》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甘露二年，呼韩邪单于亲自来到了五原塞（今包头市），表达了希望在次年正月到汉宫觐见皇帝的愿望。汉朝立刻响应，派遣高级别将领出迎，并且调度所经过七郡每郡两千名骑兵，沿途列阵。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正月，汉朝以前所未有的高规格隆重礼节在甘泉宫款待呼韩邪单于，汉宣帝亲自来到渭桥迎接。“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然后是各种赏赐与交换礼物。礼单极为详尽。从《汉书》这个记载看，汉朝给了呼韩邪单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足见汉王朝对于解决汉匈几百年民族冲突的决心。其中有些信息是非常暖人心的。呼韩邪单于在帝都长安住了一个月该回家了，“汉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将骑万六千，又发边郡士马以千数，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诏忠等留卫单于，助诛不服，又转边谷米糒，前后三万四千斛，给赡其食。”汉朝知道呼韩邪单于的实力不足以抵御郅支单于，而且部落内部反对与汉朝和解的也大有人在，于是派两员大将率近两万人护卫，以防不测。不仅如此，“又转边谷米糒，前后三万四千斛，给赡其食”。按照一斛120斤计算，三万四千斛就是四百万斤粮食。显然，呼韩邪所率部众已经饥寒交迫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在后来年岁里，这种赠粮济困的事情还有多次。呼韩邪单于回到哈拉和林，他松了一口气。匈奴人民在他的领导下渡过了难关，部落总算安定下来了，长安到漠北王庭的安全通道也打开了，他可以在遇到困难时随时向汉朝求援。但这只是个开端而非结束，从甘露元年呼韩邪决策与汉朝和解，到甘露三年亲自来长安觐见皇帝，距离昭君出塞，双方还要再等将近二十年。六自从郅支单于自立、呼韩邪单于近塞以后，匈奴分裂为以呼韩邪为首的南匈奴和以郅支为首的北匈奴，一个曾经令汉王朝胆寒的强大统一的匈奴帝国不复存在了。南北匈奴之间后来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冲突，但彼此敌对紧张的局面始终持续着，直至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陈汤在康居斩杀郅支，呼韩邪彻底解除了来自竞争对手的后顾之忧，但与此同时，一个更加紧迫更加令他棘手的问题摆在了眼前，他需要认真地也更加彻底地思考与汉朝的关系。郅支既诛，呼韩邪单于且喜且惧，上书言曰：“常愿谒见天子，诚以郅支在西方，恐其与乌孙俱来击臣，以故未得至汉。今郅支已伏诛，愿入朝见。” 《汉书·匈奴传》从甘露元年决策和汉近塞，到这次上书，整整过去了二十年。其间汉匈确实没有再发生战事，北纬40度的边境线对于双方人民都是安全和平的。这是呼韩邪单于特别显著的历史贡献。但他在二十年间除了索要赏赐和粮食救济之外，也没有再作进一步的动作。郅支单于远在万里之外的西域被汉军斩杀，惊出他一身冷汗，促使他下了最后的决心：和亲。“且喜且惧”是一种很奇怪的心理反应，喜可以理解，但所惧何来？合理的推测是，这二十年间，在与汉朝和解的政策上，呼韩邪始终没有能完全说服部落族群支持他。很有可能，也包括他自己，在内心深处一直都在体验着臣服汉朝对于匈奴人的自尊心与荣誉感的伤害。事实上，呼韩邪单于“诚以郅支在西方，恐其与乌孙俱来击臣，以故未得至汉”这个理由是非常勉强的。从甘露元年（公元前53）决定和解，呼韩邪已经得到了汉王朝的全力支持，“诏忠等留卫单于，助诛不服，又转边谷米糒，前后三万四千斛，给赡其食”——既给人力又给钱粮。而郅支在甘露二年就离开了他从呼韩邪手里抢走的漠北王庭而转向西域乌孙、康居，基本没有和呼韩邪再有所交集冲突。换言之，在上述条件下郅支已经不太能构成对呼韩邪的实质威胁。那么，这二十年来呼韩邪单于在坚持和犹豫什么呢？一句话，他在权衡和纠结“和亲”的性质。从冒顿单于开始直至汉武帝中断的“和亲”，虽然也有条约意义上的亲善平等，但其实质是汉王朝在“白登之围”惨败后不得不向匈奴“纳贡”的不平等。这在汉匈关系史上是令匈奴颇感骄傲的事情。而且，要不要“和亲”，汉朝说了不算，得看匈奴的心情：军臣单于立四岁，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而去。《史记·匈奴列传》没什么理由也不需要解释，一不高兴了就“绝和亲”纵马挥刀杀起来，这种不把和亲协议当回事的任性，在汉朝一边是绝对不敢的。其时汉匈之间强弱关系于此一目了然。当年汉文帝派遣中行说为和亲大臣出使匈奴，中行说很不愿去，百般推脱无效后恼羞成怒放了狠话：“必我行也，为汉患者”——你们非要我去，我过去之后一定是你们的祸害！果然他到了匈奴就立刻倒戈投降为匈奴出谋划策，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日夜教单于候利害处”，没日没夜地给单于出各种对汉朝最不利的主意，从而把对汉朝的怨恨发挥到了淋漓尽致。有一次汉朝使者出使匈奴进贡，对这个王牌“汉奸”如此阴险嚣张感到十分气愤，少不得要争辩指责几句，却一下子招致了中行说的怒怼和羞辱：汉使无多言，顾汉所输匈奴缯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为言乎？且所给备善则已；不备，苦恶，则候秋孰，以骑驰蹂而稼穑耳。《史记·匈奴列传》读者可以体会一下这番话的傲慢与趾高气扬：少废话！你只管看看带来的贡品是不是合格，量足质优这事儿就完了，扯那些用不着的干啥？而且贡品合格便罢，一旦发现有不合格，到秋收时，就等着匈奴骑兵去蹂躏践踏你们的庄稼吧！与前相比，呼韩邪单于现在面对的形势非常不利。甘露元年决策和解南近塞，已经是“臣事汉”，还能维持基本的体面，但丢掉了对等敌国的地位，部众并不是都满意。可是现在，郅支躲在西方那么远都被不动声色地干掉了，而且汉朝并没有大张旗鼓集结国内军队，只是几个将领去说服了西域同盟国出兵，事先一点风声都没有就把事情办了。这让呼韩邪意识到汉朝没有办不成的事情，只看想不想办。想到这里，他不寒而栗，他觉得身边人都不那么可靠。看来仅仅是一般意义上“臣事汉”还不足以让汉朝相信他主张和平的坚定立场。也许，是下最后决心的时刻了。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现在轮到汉王朝骄傲了。呼韩邪这次要求的“和亲”，性质完全不同以往。“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除了沿袭上古时代传统的政治联姻传统外交模式，两个“自”字包含了更加明确的言外之意，不仅和亲，还自称女婿，矮了皇帝一辈。呼韩邪这种体现在伦理感情上的谦卑恭谨，背后更重要的考量还是政治利益与自身安全。这是呼韩邪单于彻底权衡了利弊之后所做出的决定。至于说皇帝最后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他没权利选择，但相信也不会很差，毕竟汉高祖第一次和亲时惊慌失措，差点把已经嫁了人的亲生女儿鲁元公主送出去以示诚信。当然，这一点与政治利益相比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对此，汉元帝非常满意。汉匈两族几百年杀伐恩怨的一团乱麻，在他手上终于理顺了。河清海晏万方乐业，是古今中外一切政治家所追求的最高成就，面对两族人民的安居乐业，此刻汉元帝有理由感到自豪。“竟宁元年”，竟宁啊，永远安宁永久太平，他由衷感谢命运对他的厚爱与眷顾，让他成就如此伟业，他必须报答呼韩邪单于对他和大汉王朝的信赖。和亲吧，快快和亲吧，双方的王以及他们的人民都等不及了。王昭君，该出场了。七王昭君的出场，想来应该非常惊艳。但班固在《汉书》里既没有描写，也未交代其他信息，后世人们是通过学者对《汉书》的注释才了解到一些情况。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汉书·元帝纪》对这条记载，应劭注：“郡国献女未御见，须命于掖庭，故曰待诏。王樯，王氏女，名樯，字昭君。”文颖注：“本南郡秭归人也。”应劭和文颖都是东汉年间人，特别是文颖，东汉末年在荆州刘表那里做官，而荆州就是南郡郡治，他说王昭君是“南郡秭归人”，肯定是有根据的，人们也是从这些注释知道了昭君的基本情况。王樯所在的南郡将她作为后宫待选献给皇帝，她却没有卫子夫和《红楼梦》中贾元春那样的运气。皇帝太忙了，女人也不缺，她始终没有得到被皇帝亲幸的机会。中国古代的女性，很少有进入历史的机会，她们不仅没有自己的名字，更没有能力决定自己的命运。就算一个二个侥幸进了皇宫，也是一入侯门深似海，贾元春省亲回家，娘几个先哭作一团，元春抽抽搭搭说“当初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可见这个选择绝不是一个好出路。还有那些更悲惨的，一生从没见过皇帝，“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杜牧《阿房宫赋》）。王昭君年龄多大，“待诏掖庭”多少年，班固和他的注释者们都没说。若以平均十五岁为入宫标准，此时的王昭君大约二十岁左右。按照顾颉刚先生的历史“层累说”原理，班固距离史实很近，却记述得非常简略，但是到了后来，各种细节就丰富起来了：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后汉书·南匈奴传》《后汉书》作者范晔，是南北朝时期南朝刘宋政权的官员，他写《后汉书》时，已经距离昭君出塞四百多年了，他的记载显得细节很丰富，也因此有了民间故事传说的文学色彩，这也是后来史学家对《后汉书》的某些方面一直不太信任的缘故之一。从这个记载开始，人们知道了昭君是一个大美女，“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现场反响非常热烈，连皇帝本人都大吃一惊，顿生后悔之意。从《汉书》到《后汉书》，不知道范晔这个凭空出现的描写有什么事实根据，当然推测起来也应该有合理成分，毕竟给皇帝选女人，没人敢拿自己的前途和性命开玩笑。而且范晔还知道王樯“积悲怨”，有了个人的主观感情和意志。这种“悲怨”导致她不是被动地听任指派，而是主动选择了命运，最终负气出走。从班固到范晔，从简略到丰富，究竟是历史写作的进步还是衰退，这成了一个难题。但毫无疑问，文学却因此有福了。根据范晔留下的线索，后世人们纷纷开动脑筋发挥各种想象力，把王昭君从历史当中抢出来，变成了一个鲜活的可以代入现代情感的文学人物形象。这也怪不得范晔，比他更早也更著名的传说，是东晋人葛洪在《西京杂记·卷二》中所讲的故事：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巳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葛洪这位老哥是个大神级的人物。不仅经史百家、炼丹修道、看病抓药和人生哲学无所不通，还有个癖好，专门搜集各种奇闻轶事。《西京杂记》的这一段记载，是王昭君被文学故事化的源头：皇帝懒得连真人都不去看一眼，又没有QQ、微信、视频截图，全凭画像定优劣，这就给了画师居中获利收黑钱的机会，而偏偏昭君自恃貌美如花不肯向画师行贿，于是悲剧发生了。震怒之下的汉元帝忍着心痛打发走了单于和王昭君，立刻回宫找画师算账。结果，所有画师一个不剩都被处死，而且抄家发现他们全是大富翁。这也导致当时帝都的画家严重短缺。故事实在是有趣且扣人心弦，但却荒诞不经，以至于范晔写《后汉书》都不敢完全照搬。这种荒诞，一直延续到元代马致远杜撰的杂剧《汉宫秋》。我已经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的王昭君，但从我知道起，与她有关的信息就是《西京杂记》这样的。这让我怀疑，不只是我一个，可能很多人的历史知识都是从民间故事开始的。我们用了前半生的时间通过文学故事去积累历史知识，再用后半生的力量去一个个甄别推翻，这样的人生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当然，也太累了。这个故事，后来被王安石写进《明妃曲》：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诗歌用了非常巧妙的手法假意为毛延寿辩护，说昭君实在太美，根本画不出来，毛延寿因此死得冤枉。可见至少从宋代开始，王昭君的形象意义已经从和亲的政治层面向世俗消费性的“美人”大规模转型了。八王昭君之所以又被称为明妃，是因为她并非汉宗室女，不能以公主的身份出嫁，汉朝便只好在称号上含糊其词。我甚至怀疑她的所谓字“昭君”都是一个讹记，那很可能是汉王朝授予即将远嫁漠北的王樯的一个封号。“昭明”同义，晋朝时避讳司马昭之昭，开始流行把昭君称明妃。呼韩邪迎娶王昭君后，便回到漠北王庭，按照纪念汉匈和好、两族永结同心的意思，呼韩邪单于封王昭君为“宁胡阏氏”，更有保佑匈奴太平安宁的含义。一个柔弱的女人，很可能只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孩子，被赋予了这么重大的历史使命。先从她的南郡家乡秭归北上进入长安，少不更事，根本不知道做皇帝的女人意味着什么。待诏几年，连一根皇帝毛儿也没见到，然后被当做特殊的“礼物”送给一个语言不通风俗全异的外乡老男人。长江三峡的壮丽雄美已经是梦中的回忆，她永远也没机会回去看看了。“终日无睹，但见异类，……举目言笑，谁与为欢？胡地玄冰，边土惨裂，但闻悲风萧条之声。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晨坐听之，不觉泪下”（《李陵答苏武书》），这将是她的命运。这种残酷，其实始终存在于战争的另一边。杜甫在《兵车行》中曾经慨叹，“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为女性不必像男人那样去从军打仗感到庆幸。然而战争的这一边与另一边，都有女性巨大的牺牲，战争非但不会因为你是女人就仁慈起来，可能相反，劫掠、强暴、蹂躏与杀戮会变得更加容易。在历史天平上，她只是一个砝码，是一盘巨大棋局中的一颗棋子。但如同我们所看到的，历史上总有那么一些时刻，总有那么一些奇女子，注定要挑起这副担子。呼韩邪是前前任虚闾权渠单于的儿子。由于虚闾权渠单于在争权内斗中死于非命，呼韩邪没能继承这一系统，宝座落入另一支系握衍朐鞮单于屠耆堂手中。因此他在公元前58年被推举为单于时，年龄应该偏大。即便保守估计25岁左右，到了迎娶王昭君时，也已经有48岁了。多年的战乱奔波担惊受怕耗尽了他的精力，公元前31年，与昭君完婚尚不足三年，刚刚过上安定富足好日子，他死掉了，留下了年仅二十二岁的宁胡阏氏和一个襁褓中的儿子伊屠知牙师（《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是“生二子”）。呼韩邪做了28年的单于，并非只有王昭君一个阏氏，他很早就有本族阏氏和儿子，而且不止一个。继位的是呼韩邪本族阏氏所生的雕陶莫皋，为复株累若鞮单于。这位单于的年龄多半与王昭君相当，按照草原游牧民族的“收继婚”风俗，他立刻打算收娶宁胡阏氏，而王昭君显然并不愿意：复株累若鞮单于立……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汉书·匈奴传》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后汉书·南匈奴传》两汉书对这件事都有记载，但范晔在这里有一个明显的错误。汉成帝继位是在公元前20年的鸿嘉元年，根据《汉书》,“复株累单于立十岁，鸿嘉元年死。弟且糜胥立，为搜谐若鞮单于”。因此，假如真有公元前31年“敕令从胡俗”的事情发生，那发布敕令的人也应该是汉元帝而不可能是汉成帝。宁胡阏氏除了接受命运别无选择。在与复株累若鞮单于共同生活的十年中，她又生了两个女儿。复株累若鞮单于死后，王昭君——宁胡阏氏也从历史中消失了。和亲的文明成就是巨大而明显的。从公元前53年呼韩邪单于接受左伊秩訾王给他的建议，决定与汉朝和解，到公元前33年的竟宁元年昭君出塞，直至王莽篡立前的近六十年间，汉匈基本保持了相当稳定的友好平和局面。匈奴一方遵循着对汉王朝的朝拜礼仪，遣送质子入朝，汉王朝则始终以“赏赐”“转输”等形式向匈奴提供金钱粮食布匹。这种对汉匈人民都有巨大益处的文明成就，并非王昭君一人之力，她也承担不起。从根本上说是左伊秩訾王当初的判断在起作用，“强弱有时，今汉方盛”。但是王昭君做到了她该做和能做的，她背井离乡融入匈奴生活，接受了奇风异俗连嫁父子两代人，生儿育女。虽然此后再无有关她的信息，但事实却证明她始终没有忘记和亲使命，她的两个女儿，在她的教导下始终尽一切可能维护和亲大业。直至王莽专权乱政导致匈奴离心离德，王昭君的女儿还在努力挽回局面：乌珠留单于立二十一岁，建国五年死。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须卜当，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壻也。云常欲与中国和亲……《汉书·匈奴传》宁胡阏氏之后，两个女儿分别嫁给匈奴贵族。但那已经是匈奴内部事务，再无和亲意义。所以“云常欲与中国和亲”，希望借此恢复和增进汉匈之间的信任。读史至此，又忽然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说：“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就当真能体会，数个女性在战争的另一边，坚忍牺牲默默不语，如此留名青史绝非偶然。九王昭君究竟埋葬在哪里，正史并无记载。她与呼韩邪单于回到漠北王庭生活了不到三年，再嫁复株累若鞮单于十年，前后十三年。那之后历史记录不再有王昭君的信息。此后所有的野史杂记各种民间说法，都缺乏史实和考古根据。“青冢”真的安葬着王昭君吗？和亲以后汉匈关系正常化，漠北王庭非常安全，一般来说，应该不会为此兴师动众从哈拉和林跑到一千公里之遥的呼和浩特。如果说宁胡阏氏有这个遗愿，或者匈奴为表示隆重，真的有此举动，后世正史和民间记载都不太可能忽略这件事。所以人们普遍认为，呼和浩特市的王昭君墓——“青冢”是比较晚近的一座衣冠冢。从西汉末年到唐代这七百年间，基本上没有人关心这个事情。然而到了盛唐，“青冢”仿佛一夜之间就冒出来，李白、杜甫、白居易都有诗歌写到。其中最著名的是杜甫的《咏怀古迹之三》：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抡。这类诗歌，并未对民族和解大格局下的和亲有所感悟，也没有对女性牺牲的敬重，基调还是《后汉书》的悲怨与《西京杂记》的故事。当然，还有意气风发对和亲的“懦弱”横加讽刺的：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中唐·戎昱《咏史》听起来大义凛然，其实说他大言不惭大言欺人也不为过，好像只有这位诗人是经天纬地之才，从汉高祖以降各个皇帝，连同满朝文武都是酒囊饭袋。而且诗中流露出对那些女性贡献牺牲的漠视与轻慢，用今天的话说，也是直男癌晚期患者。或者，诗人是在为女性承担了这么沉重的责任而打抱不平么？就像贾宝玉在《姽婳将军辞》中叹息的，“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男人办不好的烂尾事情，最后总要女性来接盘么？总之，文学家的感情与史学家的见识显然都不在一个频道上。说起和亲，王昭君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在她之前，汉代送给匈奴的和亲公主至少有十位。冒顿单于时期三个，老上单于两个，军臣单于竟然有五个。以上还不包括远赴万里之外去乌孙和亲的细君公主与解忧公主。在她之后，又有唐代文成公主与金城公主和亲吐蕃。她们绝大多数人没有自己的坟冢，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只有一个个空洞的“和亲公主”称号，讲述着埋藏在历史深处的贡献与艰辛。相比之下，王昭君能留下姓名和“青冢”，已经是非常幸运。驾车从北京出发在G6京藏高速上一路西行，心情有些莫名的黯淡。青冢坐落在呼和浩特南部约10公里的玉泉区大黑河南岸，那里如今是繁花似锦游人如织，还是门可罗雀空旷寂寥，都与墓主无关了。她曾经以娇弱身躯扛起了历史与民众的诉求，承担着厮杀角逐胜负背后男人们的野心和欲望，如今，那些雄心壮志与粗野欲望都已烟消云散，沉入这无边无际的苍冥。而她背靠大青山，南望长安城，静静守护着北纬40度。据说内蒙古的昭君墓不仅这一处，北纬40度一线的大青山南麓，星罗棋布有十几个，远在山西的朔州也声称昭君墓其实在他们那里。这一切，究竟是出于历史考证的学术动机还是争夺旅游资源的商业考量，殊难辨析。车子离开G6并入呼和浩特绕城高速继续行驶，绕城高速的收费站赫然醒目“昭君”二字。下了高速，我在桃花乡政府前面一家看起来很干净的小饭馆停车吃午饭，饭馆的蒙古族老板是个四十多岁黝黑而和善的汉子，姓包。在内蒙古等北方地区，这个姓基本上是从蒙古语转写出来的汉姓。听说我要去看“青冢”，他似乎感到奇怪，口气淡淡得像是在自言自语：专门过来看这个？那有什么好看的嘛，我们从小在那里玩，就是一个大土包子。于是我问他哪里“好看”，他换了坚定的语调说：北京啊。名胜多，景点多。不过在你们北京开车太难走了，堵车，迷路，动不动就挨罚，吓人得很。然后他又给我推荐一百公里外的一个什么地方，说极好看。可惜他略显浓重的口音我听得不是很清楚。包老板说的那个大土包子，已经扩展为一座巨大的陵园。园外建有规范整齐的停车场，三三两两的小商贩在兜售汽水、内蒙酸奶和煮玉米，当地政府把这里规划成了一个收费的“旅游景点”。园区正门与坟冢呈一条直线，像是北京的中轴线，青冢就坐落在园区中心线的最北端。它的前面，有几十通石碑，最早一通好像是清道光年间立的，碑文正面大抵都是“汉王昭君墓”“汉明妃墓”“汉明妃冢”。唯有其中一通石碑显得特别，上书四个大字：“懦夫愧色”。我低下头仔细查看，此碑立于民国十五年，立碑者是著名抗日将领吉鸿昌将军，想来，这是1926年他在绥远省担任军职时所为。这位以“做官即不许发财”为一生座右铭的民族英雄，显然认为一些冠带男子与王昭君相比要逊色太多。十懦夫愧色。在战争的另一边，不仅有“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也有如王昭君这样挺身而出的人。她们或者籍籍无名，或者辛苦辗转，共同成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1980年代有一部电影，片子的艺术质量谈不上多好，但它有一个在当时听起来非常有煽惑性与新鲜感的片名，这个非常漂亮也特别令人感动的片名一下子就被整个时代记住了，叫“战争，让女人走开”。据说这个片名或提法来自一位苏联作家，不确定是写《热的雪》的邦达列夫，还是写《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瓦西里耶夫，抑或是别的什么人，这个修辞性表述突显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英雄主义精神以及对家国、女人的热爱。当然，这个提法是谁说的并不那么重要，但显而易见的是，新时期对它的挪用透露出一种时代转折的信息——无论是历史观还是审美风尚，都将迎来连我们自己都不明所以的巨大转型。从对历史的反思开始，到对“铁姑娘”“战天斗地”的批判性厌弃，再到对“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拒绝，女性主义权利得到进一步明晰与澄清。然而凡事都难免物极必反，当刻意强化什么“让女人走开”的时候，被绑架的政治正确就会赤膊上阵，这不仅是对历史真实性的漠视，更构成对女性的另一种剥夺。如此，将是对战争的另一边的遮蔽，是对王昭君们的又一次伤害。在战争的另一边，王昭君跟她那些无名的姐妹们，被镶嵌和挤压进历史的缝隙中，但她们顽强生长着，正如“昭”这个字的引申义所表示的那样，在黑暗中透露出一缕微光。从幽州到兰亭题图：幽州之北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北朝民歌《木兰辞》一晋惠帝永安元年，是公元304年。这一年的前后，发生了很多需要被记住的事情。司马氏一族从司马懿开始，历经三代隐忍几十年，到司马炎终于成功取代曹魏建立了晋朝。晋武帝司马炎于公元280年攻灭东吴统一全国，结束了东汉末以来近一百年的分裂割据与生灵涂炭，算得上是一个英武有为的君主，但他的后辈子嗣们却一个赛着一个地愚蠢凶暴。司马炎于公元290年死后，时年三十岁的太子司马衷继位为晋惠帝。这位皇帝从很小就以“昏愚”而著名。他九岁（晋武帝泰始三年）被立为太子，到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已经十九岁了。按常理说，一般的青年才俊在二十岁上下肯定是初露锋芒崭露头角了，而王公大臣碍于皇帝的面子，但凡能过得去，都是夸孩子天纵聪明有圣上之风，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干涉皇帝家的私事。但事实却真有不得已之处：（咸宁四年）冬，十月，征征北大将军卫瓘为尚书令。是时，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为嗣，瓘每欲陈启而未敢发。会侍宴陵云台，瓘阳醉，跪帝床前曰：“臣欲有所启。”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抚床曰：“此座可惜！” 帝意悟，因谬曰：“公真大醉邪？”瓘于此不复有言。……贾充密遣人语妃云：“卫瓘老奴，几破汝家！” 《资治通鉴·卷八十》令人不解的是，司马衷从小就不被人看好，可是司马炎放着十几个儿子不要，偏偏挑了一个废物。估计实在是挑不出好的来了，这个起码还算老实。满朝文武忧心忡忡，都觉得如果以后真是这位爷登基，朝廷国家就是死路一条。卫瓘实在忍不住又不敢明说，只好佯装醉态摸着龙床自言自语。皇帝对此倒也不是完全没感觉，却总是不愿否定自己的选择——自己定的事儿，含着泪也要支持到底吧，于是也跟着装傻说，您真的喝醉了吗？卫瓘没达到目的，还为此得罪了权臣贾充，埋下日后杀身之祸。贾充是未来皇帝的老丈人，此刻太子妃的老爸。这个事件发生后，贾充咬牙切齿，悄悄派人告诉闺女：卫瓘这个管闲事儿的老不死，差点坏了咱家的好事！这样一个“朝野咸知”的昏愚人当政，国事不问可知。历史上对他的评价，非常不堪：帝之为太子也，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尝悉召东宫官属，使以尚书事令太子决之，帝不能对。贾妃遣左右代对，多引古义。给事张泓曰：“太子不学，陛下所知，今宜以事断，不可引书。”妃从之。泓乃具草，令帝书之。武帝览而大悦，太子遂安。及居大位，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焉。《晋书·帝纪四》从小就是个蠢货，还不念书学习，面对他爹晋武帝的考核，他一句也答不上来，最后靠着妃子贾南风和幕僚张泓帮忙作弊，才蒙混过关保住太子的地位。一旦登位，所有的治国政策都是手下帮闲给出的歪主意，国法政风完全败坏。请客送礼，行贿受贿成了明码标价的事情。有权有钱的，仗势欺人，忠良全都靠边儿站，坏人坏事吃得开。更有甚者，人渣们沆瀣一气彼此吹嘘引荐抢肥缺，把国家天下当成了谋取私利的乌烟瘴气大市场。这种混账局面，靠着晋武帝打下的基业勉强维持了十年，晋惠帝的昏聩终于引发了“八王之乱”。司马氏家族这一伙行尸走肉，并无情怀抱负和政治远见，干别的不成，内斗却是充满激情。先联合起来对付一个不称职的蠢货，然后再为权势大位互相残杀，就这样杀来杀去，终于将一个立国不到五十年的晋朝弄成了一只纸糊的灯笼，谁都可以踩上一脚。由此也足以证明，晋武帝挑不出好儿子做太子并不是他不想，而是限于实际情况的无奈之举吧。要说晋惠帝这个人，还算不上坏人，只是智商永远不在线。八个王轮番杀来抢去，他就被动地挨着，哪边硬就服哪边，谁来抢就跟谁走，毫无主见，是真的老实。此刻，他正坐困帝都洛阳城，在弟弟成都王司马颖的指令下发出诏书，任命司马颖为“皇太弟”——作为在位皇帝，他被剥夺了自己立太子的权利。而那个弟弟在邺城有相当厉害的主力军队，且兵锋直指洛阳，他不敢不从。他最著名的一件趣闻轶事，是下面这个典故：及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类也。《晋书·帝纪四》老百姓没饭吃，他却天真地问，那为什么不像我这样吃肉粥呢？如此愚昧蠢笨的事情想来不仅这一起，而是太多了，“皆此类也”。何不食肉糜，看到这句让人哭笑不得的话，就能理解，为什么很多人把愚蠢视为一种道德上的罪恶。但还有一件事，证明这位无能的君主有他另外一面：己未，石超军奄至，乘舆败绩于荡阴，帝伤颊，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嵇绍朝服，下马登辇，以身卫帝，兵人引绍于辕中斫之。帝曰：“忠臣也，勿杀！”对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杀绍。血溅帝衣。帝堕于草中，亡六玺。石超奉帝幸其营，帝馁甚，超进水，左右奉秋桃。颖遣卢志迎帝；庚申，入邺。大赦，改元曰建武。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 《资治通鉴·晋纪七》被人押着去讨伐自己封的皇太弟司马颖，根本没人在乎他的死活，身边也没有像样的卫队，等于是个人质。皇帝中了三箭，脸也破了。吃了败仗众人一哄而散丢下他不管，只有一个文臣嵇绍不离不弃，还被人当着皇帝的面用乱刀砍死了，鲜血溅了皇帝一身。这件血染的衣裳，是皇帝的念想，他一直不让洗，以寄托自己的哀思。这显示他还是个重情重义有感受力的人。此处插播一下，嵇绍是著名的嵇康的儿子，嵇康因为忠于曹魏不肯与司马氏合作而被杀，遂使《广陵散》绝，如今儿子却因为忠于司马家的皇帝又死于非命。历史的轮回与正义实在是有些难以捉摸。辛弃疾在《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中写道：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这是说曹操看到孙权后，对身边人艳羡地说：有儿子，就要像这个小子一样才好！类似刘表那几个孩子，猪狗不如。距离曹操说这话还不到一百年，报应不爽，司马氏们就证明自己果然是一群不折不扣的“豚犬”。他们葬送的不仅是一个王朝，还葬送了更多的事物。二公元304这一年八月，一群人聚在新兴（今山西忻州）秘密集会。新兴是一个专门安排给他们居住的地方。这里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是匈奴传统来去之所，眼下山高皇帝远，而且这个地方是自己的地盘，周围全是自己人。但他们仍然特别小心，以免走漏风声。毕竟所谋之事非同小可。他们是南迁内附的匈奴人的后代，来到这里生活已经很久了，少说也有一百年吧。如果再往上推，他们也有可能是大约二百年前从北纬40度的西河美稷（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一带）迁徙过来的。这里的纬度比西河美稷还低一些，生计更加容易。他们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甚至还有些喜欢。包括气候、饮食、语言和服饰等等，都方便轻松多了，他们不必再为了一口吃的而冒着风险去劫掠抢夺。特别是遇到灾年，往往还会有来自国家的赈济。而他们的祖先，在漠北高原上讨生活，一旦遭遇极端恶劣气候，只有干等着冻死饿死，自生自灭。他们对自己曾经的遥远家乡已经没有什么真切的概念，也不再感兴趣，相反，他们对国家形势和朝廷政局非常关注。他们的心里始终燃烧着不屈的自尊与荣誉感。这种复杂的荣誉感，带给他们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游牧文明自身的自由天性与“上力耻役”的民族传统，极大地强化了他们面对恶劣自然条件时的承受能力，同时，散漫而随性的游牧迁徙，也无情地削弱了他们对于制度、纪律和严密组织的忍耐性。二十六年，遣中郎将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单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单于乃延迎使者。使者曰：“单于当伏拜受诏。”单于顾望有顷，乃伏称臣。拜讫，令译晓使者曰：“单于新立，诚惭于左右，愿使者众中无相屈折也。”骨都侯等见，皆泣下。郴等反命，诏乃听南单于入居云中。《后汉书·南匈奴传》这是公元51年（东汉光武帝建武26年）的事情。使者命令单于按照汉朝的礼仪跪下接受皇帝诏书，单于“顾望有顷，乃伏称臣”，犹豫了好半天，左看右看，心里无数次翻江倒海之后才遵令执行。显然，单于对此感到非常难堪。然后立刻让翻译悄悄告诉东汉使者：单于刚刚登位，手下这么一大群人看着他一举一动，希望使者不要大庭广众下再让单于做丢面子的事了。单于手下骨都侯等大臣都流下屈辱的泪水。公平地说，朝廷主观上并无折辱单于让他难堪的动机，无论什么品级的官员，迎接皇帝的圣旨都要跪拜是“国家规定”。但这一次却让单于和他的匈奴在感情上接受不了。然后，他们在朝廷的规划下跟随单于迁居云中。南单于王庭开始是在“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 的地带，现在他们向着纬度更低、更为温暖富裕的云中进发，王庭即设在西河美稷。匈奴内迁这个影响巨大的事情，已经有相当悠久的历史了。在北纬40度一线跑来跑去的零星散客不算，最早的一次应该是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河西受降，匈奴浑邪王率部众四万人内附，悉数进入河套地区。呼韩邪单于以后，南匈奴更是大量涌入北纬40度以南各边郡，包括他们的单于。随着南匈奴南迁内附，留在北纬40度以北的北匈奴不断地分化内耗，大部分都并入鲜卑部落，漠北王庭现在变得没那么重要了。特别是东汉以后南匈奴单于王庭不断内迁，从西河美稷到左国城，直至定居在并州（今天太原一带）繁衍生息，纬度越来越低。而单于维持自己部落的能力始终没有减弱，越来越多地介入内地权力纷争，甚至动辄反叛掠扰。到了三国时代，曹操不得不采取新的举措：初，南匈奴久居塞内，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议者恐其户口滋蔓，浸难禁制，宜豫为之防。秋，七月，南单于呼厨泉入朝于魏，魏王操因留之于邺，使右贤王去卑监其国。单于岁给绵、绢、钱、谷如列侯，子孙传袭其号。分其众为五部，各立其贵人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资治通鉴·卷六十七》这是史称“五部匈奴”的由来。新兴密会的这些人，属于五部之一的北部。这次开会，是讨论自己的前途命运与未来发展。多少年来，他们安居乐业默默无闻，对国家尽各种义务，表示忠诚，却始终无法在朝廷权力中心里取得信任有所作为，这让他们感到不平。回想汉武帝当年是多么雄才大略又器量恢弘，休屠王子金日家破人亡，十几岁随着霍去病“河西受降”而进入大汉朝，直接进宫在武帝身边工作，并且官越做越大。有人抱怨说，皇帝不知从哪儿弄来这么个外国人，宠得倒比我们还尊贵了。汉武帝听了风言风语，反而对这位来自匈奴的王子越发信任：日自在左右，目不忤视者数十年。赐出宫女，不敢近。上欲内其女后宫，不肯。其笃慎如此，上尤奇异之。及上病，属霍光以辅少主，光让日。日曰：“臣外国人，且使匈奴轻汉。”于是遂为光副。《汉书·霍光金日传》信任来自金日自己的人格力量。汉武帝赐给他宫女，不去碰；让他女儿进后宫，也不肯。非常谨慎自尊而有节操，赢得了汉武帝发自内心的尊重，以至于临终托孤。金日不愿接受霍光的推荐，甘居人后。他的理由翻译过来是说，作为一个外国人我的身份不合适，而且我担心这样做会让匈奴看不起汉朝。汉匈之间如此推心置腹，如此彼此敬重，也是千古美谈。这样的美谈，还要等到七百年后，唐太宗李世民与突厥王子阿史那社尔时才能重演。公元304年，等不来信任与荣耀的匈奴人，目睹着这些年西晋王朝腐败奢侈、清谈无为，眼下皇帝愚钝，王纲解纽，废物们正在奋力自相残杀。这让他们有些困惑，从无边无际的腐败谈玄，到此刻没头没脑自相残杀，不知道这些汉人究竟在想什么干什么。但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绝对不能错过。除了这个天赐良机，他们还在等一个人。三匈奴虽然南迁内附，但是中原王朝仍然尊重他们的民族习惯，并不拆散他们，而是分部落群居生活，除了单于之外，每个小部落都有自己的首领。他们彼此保持着紧密程度不等的联系，内部的民族认同感非常强烈。同时他们尽管与传统汉民“编户”相似，却享受着不向朝廷缴纳赋税的特权，而经济上拥有的这些自由，解决了在草原上生活资源严重不足的问题，这也使得他们的人口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中原汉民族，民风愈加强悍。到了晋武帝时，待遇规格再次升级：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兹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兴，中部居大陵。刘氏虽分居五部，然皆居于晋阳汾涧之滨。《晋书·载纪一·刘元海》此处未交代这些匈奴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姓刘，只是笼统地把缘由追溯到了五百年前的冒顿时代，显然并不可信。事实如何已无可考，但至少在晋武帝时期这五部匈奴全都姓了刘，血缘上应该比较亲近。北部的新兴匈奴这一支，在血统上可能更为尊贵，相传，他们现在的领袖是前代单于於扶罗的后代。这时，他们正式进入“体制”，有了中原王朝任命的官职称谓，独立运作，无论行政权还是军事动员能力，都有了质的飞跃。他们这次的秘密集会，是再也按捺不住熊熊燃烧的野心与抱负，打算不再承认晋帝国的合法性而“另立中央”。这个用中国古代政治术语说，就是谋反了：惠帝失驭，寇盗蜂起，元海从祖故北部都尉、左贤王刘宣等窃议曰：“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左贤王元海姿器绝人，干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单于，终不虚生此人也。”于是密共推元海为大单于。乃使其党呼延攸诣邺，以谋告之。元海请归会葬，颖弗许。乃令攸先归，告宣等招集五部，引会宜阳诸胡，声言应颖，实背之也。《晋书·载纪一·刘元海》一直以来，在某些判断定论上，中国的历史讲述往往会受到特定的利益视角局限，过去的官修正史对于作乱闹事破坏秩序的行为，一律称为“逆贼”；后来又反过来，“起义”的高帽子戴起来了。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对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历朝历代，官私各方，都是承认“起义”的，而对于北部新兴匈奴人的这次密谋以及后来的起事，在性质上从不承认是起义。谋反事件的主要策划人刘宣，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他的年纪显然很大了，比他要等的那个人高两辈，是其“从祖”，此前担任过新兴匈奴人的首领，任左贤王、北部都尉。但这次开会他不是为自己出头，他相信引导匈奴命运的应该是另一个人。“左贤王元海姿器绝人，干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单于，终不虚生此人也”——如果不是老天爷要拯救和光大匈奴重新立单于，绝不会生出刘元海这样一个人来。这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动员手法和策略，与中国化的“君权神授”意识非常合拍了。这个被期待的振兴匈奴、祸乱中原，趁西晋内乱而在国家腹部捅上致命一刀的人，是并州匈奴的现任左贤王，叫刘渊，字元海。此刻他正滞留在邺城（今河北临漳）——这座城市曾因曹魏立国而闻名，并且还将因为陆续到来的各个割据政权而更加重要，掌握了朝廷实权的皇太弟司马颖驻扎于此。刘渊追随司马颖，是因为司马颖刚刚向朝廷奏表，封他为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算是在朝廷为官。但他进入朝廷担任官职并不始于司马颖，其实来得相当早，而且官当得相当大。从很年轻就接替去世的父亲刘豹担任左部帅，新兴匈奴的北部都尉、左贤王；晋惠帝登基后，升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汉光乡侯。仔细研究一下这些官职就能发现，建威将军、汉光乡侯虽然表明他跨过了中原政权中心的高门槛，但只有“五部大都督”是真正的权柄——他从北部都尉一跃而成为并州五部匈奴的总首领，把各部匈奴牢牢抓在手里，这是意义重大的事情。上述官职曾因为一件小事丢掉了，现在司马颖为了拉拢他，重新给了宁朔将军，他也无所谓，只要监五部军事重新回来就够了。不久，司马颖加大力度，又给了他北单于、参丞相军事等更尊崇高级的官职，但早就来不及了。公元304年，刘渊刘元海已经55周岁了。他不再是英俊少年，能荒废的时间已然不多。他的妹夫呼延攸带着刘宣的阴谋秘计跑到邺城来见他，他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他是个心思缜密深藏不露的人，部众的这些建议，他在心里早就想了不知道多久了，每个细节都考虑得至为成熟。他知道五部匈奴跟他完全是一条心，不仅自己的五部，并州之外的各地匈奴，他也有把握登高一呼应者云集。而朝廷正在忙着自相残杀，完全没能力制止他的行动。从并州到离石的左国城，他经营了至少20年，从兵马储备到地方治理，从部队给养再到“民心”向背，都没什么可担心的。现在万事俱备只等他回去，他编了个理由向司马颖请假回新兴，司马颖这里战事正在吃紧，对他多有倚重，不肯放人。于是刘渊将计就计，让呼延攸回去跟刘宣动员并集结五部兵马，再联络在洛阳附近的其他匈奴部落，打出声援司马颖的旗号来光明正大地干，为最后起事的临门一脚做准备。蒙在鼓里的司马颖陆续又给他一大堆头衔，什么屯骑校尉、辅国将军、督北城守事、冠军将军、卢奴伯，应有尽有。但他日夜只想一件事，如何脱身。这一天刘渊看准机会，向司马颖抛出了诱饵——调集五部匈奴来为他效劳：元海说颖曰：“今二镇跋扈，众余十万，恐非宿卫及近都士庶所能御之，请为殿下还说五部，以赴国难。”颖曰：“五部之众可保发已不？纵能发之，鲜卑、乌丸劲速如风云，何易可当邪？吾欲奉乘舆还洛阳，避其锋锐，徐传檄天下，以逆顺制之。君意何如？”元海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殊勋于王室，威恩光 洽 ，四海钦风 ， 孰 不 思 为 殿下 没 命 投 躯 者哉 ， 何 难 发 之 有乎！……当为殿下以二部摧东嬴，三部枭王浚，二竖之首可指日而悬矣。”颖悦。《晋书·载纪一·刘元海》公元304年，有病乱投医的司马颖不疑有他，而且很“悦”，放行！几乎与此同时，皇室子弟司马睿，因为叔叔司马由被司马颖杀害，带着心腹王导借机从邺城溜走了。他先逃到洛阳，永嘉之乱后又驻扎建邺（今南京），为司马氏保留了最后一息支脉——他是东晋王朝的缔造者。而“旧时王谢堂前燕”之王，说的正是未来的东晋丞相王导。四刘渊离开邺城，真有“顿开金锁走蛟龙”之感。天高地阔前程远大，他快马加鞭朝西北方向的新兴绝尘而去。他知道此生不会再与晋王朝这些人相见，对他来说，晋王朝已经不存在了。万一有相见之日，那他便会有另外一个令人生畏的身份。果然，回到左国城，刘宣们立刻给他上了“大单于”称号，定都离石。不到二十天就收罗了五万人。刘渊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让刘宣和部众如此死心塌地拥戴？除去他血统高贵、左贤王位号尊崇，部众要利用他完成匈奴复国大业等等这些政治动机之外，应该还有一些更加复杂和个人化的元素值得玩味。有关帝王将相降生的记载，总是免不了神话荒诞色彩，游牧民族也不能例外。诸如仙人入梦、红光通天、异香满室之类。到了唐朝安禄山，更是神乎其神，这个以后会讲到。但是刘渊除了有降生的异兆外，另有不同的表现：七岁遭母忧，擗踊号叫，哀感旁邻，宗族部落咸共叹赏。时司空太原王昶闻而嘉之，并遣吊赙。《晋书·载纪一·刘元海》此处记载值得注意。母亲死了，七岁的刘渊哭得呼天抢地，近起邻居远到整个部落，都极为感动和赞叹，这是此前有关游牧民族记述从未有过的。中原汉文明从孔子始提倡“孝悌”，到了晋朝，则用制度把它强调得无以复加，所以李密在《陈情表》中恭维晋武帝说“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有晋一代对“孝”的推崇几乎到了虚伪腐朽的程度。东汉末年的民谣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是非常辛辣的批判讽刺。对比前述汉光武帝建武26年那次“跪拜受诏”事件，匈奴对汉家礼仪制度的态度还是相当拒绝，而这里强调的刘渊之号哭，不仅仅是母丧子痛的一般自然感情，更突出了他已经对中原汉文化价值有非常自觉的吸纳与归依。因此，“司空太原王昶闻而嘉之”，显然是在政治伦理认同的高度上对刘渊的“孝道”予以表彰。尽管刘渊表现出来的“孝”，未必是普通匈奴民众的共同选择，但这并不妨碍匈奴上层贵族在文化层面或深或浅的中原化。南迁匈奴经过将近两百年的内附融合，在文化上有了更高的追求：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尝谓同门生硃纪、范隆曰：“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耻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业，两公属太宗而不能开庠序之美，惜哉！” 从上述引文可见，刘渊请了上党汉族名士崔游做老师学习各种汉文经典，并且见识不凡。这样的阅读经历、谈吐与抱负，已经与优秀的汉族知识分子毫无二致了。遂学武事，妙绝于众，猿臂善射，膂力过人。姿仪魁伟，身长八尺四寸，须长三尺余，当心有赤毫毛三根，长三尺六寸。刘渊还是文武兼修的大宗师，像李广一样“猿臂善射”。根据目前考古DNA检测，学术界倾向于认为匈奴人的身材普遍比较健壮低矮，而刘渊“八尺四寸”按现在标准计算，接近1.90米。这个身高不仅大大超出了匈奴人的平均身高，也超出了汉族人。而刘渊的儿子刘聪，身高九尺，更是彪形大汉。想象一下一个文武全才又高大威猛的人，胸前飘着60多厘米长的大胡须，雍容勇武有关云长之气度，又拥有在匈奴部落中无与伦比的号召力凝聚力，确实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那么问题来了，对于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朝廷该怎么对待呢？早在司马昭时代，十四五岁的刘渊作为“质子”到了洛阳，司马昭对他很友善。及至晋武帝时代，屡屡有人向朝廷推荐。晋武帝召见刘渊谈话之后，非常赞赏，认为堪比大汉名臣金日，但并不任用。后来鲜卑秃发树机能在西北甘凉地区谋反作乱，朝廷派人去打却屡战屡败。一筹莫展时，又有人举荐刘渊率五部匈奴兵去征讨，武帝动了心却又被人劝阻。终晋武帝一朝，不能见用。后王弥从洛阳东归，元海饯弥于九曲之滨。泣谓弥曰：“王浑、李憙以乡曲见知，每相称达，谗间因之而进，深非吾愿，适足为害。吾本无宦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阳，永与子别。”因慷慨歔欷，纵酒长啸，声调亮然，坐者为之流涕。从长安到太原，从洛阳再到山东一条线，是传统“中国”地带，一向是饱学之士或者游手好闲之徒寻找政治机会的地方。东都洛阳，聚集了太多这样的人。他们契阔谈宴，引类呼朋，成为彼此的“人脉”。王弥是刘渊的铁杆朋友，是个不安分的家伙，在后来刘渊起事征战中他还将扮演重要角色。此刻他是从洛阳回他的老家东莱，刘渊赶来为他饯行。可见刘渊一贯重视和善于结交天下豪杰。席间，刘渊触景生情，终于洒下了积郁已久的泪水。困顿、失意乃至怨恨固然难免，但他感受更深的是恐惧。他隐忍了这么多年，还是因才能而被人猜忌，他担心这次就是永别。这场景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味道，没有哀怨，只有慷慨悲歌纵酒长啸。此时的刘渊不再是汉族知识分子，他血液中压抑不住的狼性冲破了中原的诗书罗网。长啸之下，举座皆惊，同感豪壮。啸，似乎是个很常见又很神秘的声音，我一直不太明白它到底是怎么回事。认真想来，大概就是嗷嗷叫吧。有很多与“啸”相关的成语。啸聚山林、啸傲林泉、虎啸龙吟……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也说自己“登东皋以舒啸”。要么是抒发郁结不平之气，要么是寄托激昂豪迈之情，或狂傲，或慷慨。总之应该是一种无关者听来很空洞、内行却能听出内容的声音。五公元304年，权力木偶晋惠帝被各种势力折腾得晕头转向，一年之内把年号从永安改为建武又改回永安，最后改为永兴，希望借此弄出一点好运气。而刘渊，把“首都”从离石迁回了左国城，进而把五部匈奴组织成一个国家，设置文武百官，从大单于升级为国王了。这时，赶来依附的又有几万人。有意思的是，刘渊建立的国家叫“汉国”，史称“刘汉”和“汉赵”。而且国家体制与朝廷架构完全因袭了中原汉文明的制度成果。谋反主策划刘宣为丞相，老师崔游为御史大夫（这位崔先生坚辞不就），刘宏为太尉。以前匈奴那些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骨都侯等等的称号，都废弃不用了。刘渊的这些举措，与当时刘宣的动员令存在很大差异：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晋书·载纪一·刘元海》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是以右贤王猛不胜其忿。属晋纲未驰，大事不遂，右贤涂地，单于之耻也。以上是刘宣的主张。尽管他与刘渊在某些方面相似，比如他们都是汉文化修养极高的人，但很明显，刘宣的密谋及宗旨动机，代表了大多数底层匈奴民众的想法。他强调的“昔我先人”是匈奴，而且“自诸王侯，降同编户”“兴邦复业，此其时矣”，我们的王侯贵族，混得都跟老百姓差不多了，必须恢复我们匈奴祖传的基业，等等，都是直抒胸臆强调匈奴的族群主体性。可是刘渊的想法却是另一套说辞，与刘宣有所冲突：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应期，廓开大业。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汉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过唐日。中宗孝宣皇帝搜扬俊乂，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迈三王，功高五帝……自社稷沦丧，宗庙之不血食四十年于兹矣。今天诱其衷，悔祸皇汉，使司马氏父子兄弟迭相残灭。黎庶涂炭，靡所控告。孤今猥为群公所推，绍修三祖之业。顾兹尪暗，战惶靡厝。但以大耻未雪，社稷无主，衔胆栖冰，勉从群议。刘渊的这个“诏令”，值得反复推敲。首先，他改变了刘宣的狭隘民族主义动员口号，完全抛弃了有关匈奴主体性的叙述，并且与自己的匈奴出身做了斩钉截铁的切割。刘宣突出了匈奴是“昔我先人”，刘渊却直接把祖先追溯到了“昔我太祖”刘邦。更加特别是，他赞美了汉武帝的“拓土攘夷”，而这个“攘夷”对于匈奴来说，应该是非常刺耳和尴尬的形容，毕竟这个“夷”，众所周知说的就是匈奴自己。接着他用典型的浮夸口气继续赞美，“是我祖宗道迈三王，功高五帝”，伟大的德行与功绩完全超越了三皇五帝。然后，他对后来的“社稷沦丧”感到痛心疾首，并用谦逊的口吻说，现在我这个实力不够的人被你们刷票上榜，接续汉代祖先的大业，刻下形势不明任重道远，本不该去想称王这种事，但因为有大仇要报，群龙无首，我就勉为其难答应你们的要求先干起来吧。对此，他的那些底层匈奴粉丝肯定懵圈了：“ 昔 我 太 祖 高 皇帝”？攘夷？这是几个意思？我们自己不就是“夷”并且让人家“攘”得不能自理了么？今天闹事不就是为了推翻西晋汉人的政府，光复匈奴的祖业吗？偶像如今怎么跑到竞争对手那边儿去了？这个反转确实够大，以他们的智力，根本无法理解刘渊的雄才大略。但刘宣肯定懂了，这个诏令如果没有他的认同，不可能以这样的面貌出现，而此后也未看到刘宣有其他的异议。刘渊虚尊汉室，寻找立国根据的方针，与三国时期的蜀汉非常类似。刘玄德还在民间编草鞋厮混时，就一直对外声称自己是“中山靖王之后”，拉了三百年前的刘胜出来当背景，引得周围众人高看一眼。等到混出一点模样后还跟汉献帝攀亲戚，结果高出一辈，《三国演义》因此称他“刘皇叔”。直到三分天下割据蜀中，始终都以“匡扶汉室”作为自己政权的合法性根据。刘渊没有某个具体的王爷可以攀扯，但他直接找到了汉高祖认“我祖宗”，还模仿中原王朝定立年号为元熙，“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不拜冒顿、老上、军臣三单于，而是拜汉高祖、文帝、武帝三皇帝，对于匈奴部众来说，绝对不是个小事情。最初刘宣搞密谋，如果不是用光复匈奴来动员，而是像现在这样说是要光复汉室，几乎不可能说服底层匈奴部众。因此，刘渊这种“数典忘祖”的大动作，应该还有更深刻复杂的动机。对此，历史学家们似乎很少认真对待过，所有官修正史的口径，基本都是从刘渊为了寻找立国合法性根据而玩弄手法的功利主义角度去认定。这个角度的动机不能说不存在，但显然不足以解释更复杂的问题。六刘渊于公元304年接受刘宣、呼延攸的建议推举起事时，已经55岁了，比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还要大七岁。从十四五岁入京当“质子”开始，除了被任命为北部都尉具体管领新兴匈奴的短暂时间外，他的大部分光阴都是在西晋帝都洛阳度过的。老师崔游给他打下了深厚的汉文化经典基础，在洛阳的三十多年中，他交游广阔，所往还之人皆为才具秀拔、志向远大的豪杰，真正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些阅历让刘渊的汉化程度无论在深广度上还是在细节体验上，都变得卓尔不群。迄今的考古工作，从未发现匈奴有自己的文字。他们还没来得及发展出自己的文字，就在与西汉帝国的竞争中衰落下来，与汉帝国的书信交流，均是亡入匈奴的汉族知识分子代为书写的。南匈奴内附以后，创造自己文字的条件完全丧失了。推断下来，他们尽管可以在部族内部使用匈奴语交流，但文字书写肯定是借用汉语。换言之，南迁内附的二百多年时间里，匈奴除了在民族意识上保持内部认同感，其他方面基本都汉化了——比北纬40度以北的任何游牧民族的汉化程度都高。和字玄泰。身长八尺，雄毅美姿仪，好学夙成，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晋书·载记一·刘元海》刘和是刘渊所立的太子，刘渊死后，他皇帝没当几天，就被手握重兵的弟弟刘聪杀死夺位。他是个好学有成、熟读经典的人。再看另一个：幼而聪悟好学，博士朱纪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十五习击刺，猿臂善射，弯弓三百斤，膂力骁捷，冠绝一时。太原王浑见而悦之，谓元海曰：“此儿吾所不能测也。” 《晋书·载记二·刘聪》这是对刘渊第四个儿子刘聪的描述。刘聪不仅有乃父之风，更有超越之处，“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不但能读，关键还能具体操练，是个书法家、诗人。同样的文武双修。可见刘渊一门的汉文化教育都极为正统而优秀。刘渊比任何人都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匈奴复国，作为动员口号说说可以，真这么干，在北纬40度以南，拉出十来万人，占几百公里一块地方，说自己是独一无二根正苗红的匈奴国，凭借这个与中原汉人为敌，肯定是死路一条。当年中行说对单于的教导言犹在耳：初，匈奴好汉缯絮食物，中行说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全部人口加起来还赶不上汉朝一个郡的人多，之所以能强大到跟汉朝对垒，就因为在北纬40度以外按自己的方式生活而不依赖汉朝。如果匈奴改变自己的风俗接受汉朝的衣物粮食，那汉朝用不着多少东西过来，匈奴很快就会完蛋了。现在的情势，他根本不可能带着部族退回北纬40度以北。不但回不去，他还得提防着在他北边的更凶蛮的游牧族群，比如鲜卑和乌桓。他也不可能在内地复制几百年前匈奴的生活模式。因而，现实留给他的选择非常有限。真正想活下来并且站住脚，仅靠这十几万匈奴人是不行的，他必须广泛吸引各类人才并取得他们的信任和认同。竖个匈奴旗号能招来人才？他的教养、经历和见识告诉他，不要抱这种希望。除了上述原因，更关键的甚至决定性的因素，是奋斗目标。刘渊非常清楚，在中原文明的场域里，光复一个匈奴国是痴人说梦，既无必要也没可能了。他的目标，是天下。这是他与匈奴部众在认知上的根本区别。现在他必须谋定而后动，为打天下做足理论功课，万不可盲从于“匈奴”的一时之快。所以他必须把自己的身份打造成汉高祖刘邦的继承人，将自己的谋反行为定位于类似“诛暴秦” 那样的正义之举。如此，他针对西晋的各种行为不但得到了合理解释，也为未来争天下得天下埋下了伏笔。好在他很早就已经姓刘，很早就接上了与大汉王朝的亲缘关系，他甚至为此把蜀汉的阿斗都搬进庙里供起来了。真到了成功那天，他就可以模仿刘邦的口气骄傲地说，孤起微细提三尺剑平定四海……所有这一切，与匈奴其实没有任何关系了，完全是中原汉文明框架下的政治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