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写文章都要追求意义，认为意义才是文章的中心，是文章得以让人看懂的基本的东西。但是，很多文章并非有意义，而是没有实指，让人看了以后感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虽然说的不一样，但都被认为是好文章。那么，文章的意义还重要吗？初学写作的人可能会注重文章的内容和意义，要表达一定的内容，也要让内容引起读者的共鸣，生发出一定的意义。只是，写文章不可太实，应该有虚构成分，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当然写的太虚也不行，需要虚虚实实相互搭配。于是，很多作家追求高大上，追求虚无缥缈的境地，追求独特的语言技巧，而内容方面却乏善可陈。内容方面要先写出来让读者看懂，然后再追求语言方面的个性化和创新。但是，写的一些事情并非真的有什么大的意义，却可以让人们照见自己。至于一些片面解读，作家不必要去理会。看到一件东西，作家会以自己的语言进行描摹，但这件东西一定具备某种象征意义，不然只是写一些花花草草，就不带什么感情了，也对人没什么深刻的影响了。当然，只是对于一般的读者而言是这样，要是有着丰富阅读经验的读者，就不会忽略什么了，能从字里行间读到美，同时读到美的意义。自古以来，中国文学就有香草美人的传统，香草美人代表美的意义，同时代表美学理想。于是，人们开始咏叹香草美人，不一定非得具备什么重大的意义，只是简单模仿也是一种咏叹，但并不会有什么现实的意义。毕竟咏叹香草美人的人已经投江自尽了。剩下来的文人除了接着开发一些美好的意象，就是要追求当朝统治者需要他们歌咏的意义了。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想要钳制思想，摧残文化。他们要作家们写文章一定要符合当朝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且不能有什么诋毁皇帝的话出现，更不能写造反有理。也就是说，作家们的创作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为尊者讳，为长者讳，已经成了他们创作的原则。而他们所谓的写文章的意义，大多从了儒家修齐治平的观念，写得大而无当，只是在说理，在说一些观念，却没有实际操作的方案，更不会自己亲自去实践。于是，人们会说“百无一用是书生。”确实如此。书生只会发感慨，只会说自己怀才不遇，只会说皇帝让他们说的内容，还要强行附载某种意义，而这种意义大多比较牵强，有种命题作文的意思。毕竟，书生们都要参加科举考试，要按照主考官出题的标准答题，歌功颂德可以，要是提一些意见，甚至发发牢骚，有些腹诽，就可能名列孙山，甚至因言获罪。而所谓有意义的文章大多都是文笔绚烂还能提到了一些当朝时势的文章，却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建议，都是就事论事，或者上升到儒家道德的高度来评价，或者上升到世道人心的角度来评价，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具备可操作性，大而无当，当然也就没什么可取之处了。但是统治者喜欢这样的文章，认为这样的文章才是好文章，需要加以重视。而这样的文章展现的意义基本上都是偏颇的，也不是真正的为天下百姓着想。到了现在，作家们进化了好多代，终于学聪明了，知道文章应该怎样写了。要用曲笔，委婉地讽刺，还要用追求无意义。其实，无意义就是各种意义。就好像一面镜子，每个人都能在里面看到自己。而这样的文章似乎就是好文章了。不然，直接言说的文章并不被看好，被认为不含蓄，没有内涵，或者太唐突。那么，文学为何要追求语言的创新，形式的创新，而不是直接说出来呢？因为文学已经遭到了政治的限制，也只能写一写主流意识形态允许写的内容。那么，这些内容写多了，或者说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在写这些内容，是不是会有反复叙述的雷同之感？是不是有了题材已经被写滥了？于是，追求内容的文章就不太靠谱了。很多这样的文章大同小异，不过叙事角度不同，叙述语言不同而已，事件就是那个事件，没什么太多的演绎，即便有些人做了演绎，也不敢超出事实本身太多，以免被人误会。没人像卡夫卡那样写作《变形记》，大多都在规矩套子里寻求某种意义。当然，并不能说作家们都要追求文章无意义，而是要追求对于意义的全面解读，而不是只叙述主流意识形态要求作家叙述的内容，也不是作家自动规避一些批评因素，在“安全区域内”叙述一些事情，要都是那样，写作就变得毫无创建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