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遥看与近观那时我们在陈家，以及其他社交场合，工余最大的娱乐节目，便是听立夫先生讲故事，他有说不完的历史掌故，我们也有听不完的兴趣。因此他今日写在《成败之鉴》里的最轰动的章节，我们大致在四十年前就耳熟能详了。不特此也。我于五○年代中期在纽约华埠的华文新闻界打工，有一度几乎天天都与潘公展先生一起吃午餐。他那时在主持纽约“CC系”的喉舌《华美日报》，从总编辑到排版、校对、扫地工友，一脚踢。和今日我的老友陆铿一样，干新闻，老而弥健，从不泄气。他每日与我喝咖啡，每日都有新的“旧闻”出现。一九五六年秋我还把他的故事的一小段写成《潘公展：申江二十年报林掌故》一文在一纽约侨刊上发表之（见《生活》半月刊，第一二二期，一九五六年九月一日，纽约出版，页七—八）。可笑的是，这篇短文，居然是我这位“口述历史老兵”生平所写的第一篇“口述历史”。1989年，陈立夫（左）与本书作者唐德刚合影《华美日报》是那时海外“CC系”的神经中枢。陈立夫以次，海外“CC”的要角如项定荣、赖琏等都是“股东”和“社论委员”。我既与潘公日日过从，因而与在美东“CC”其他巨擘亦无一不熟，日久也就无话不谈。更巧的是，在一九五六、五七年之间，我在白马文艺社里碰到一个正在看《资治通鉴》的女社友吴昭文，鉴我也是读“通鉴”起家的，所以一谈就拢。一九五七年底我的博士论文也算完工，我们就绪婚了。想不到她也是个“CC”高干的女儿，她爸竟然请了立夫先生来做我们的“女方家长”。立公既来，则大纽约区“CC派”老幼贤达，几乎全部枉驾。以致亲友来宾签名者有数百人之多（我二人只买了“甜点”七十元待客）。婚后老婆叫“陈伯伯”“潘伯伯”，我也就跟着叫了；她叫伯母长、伯母短，我也把伯母、伯母叫得甜甜蜜蜜的，至今未改口。这些伯伯、伯母，原都是一批男女“高知”，很正常的中国士大夫。虽然搞政治亦难免于朋党之见。我既然变成“‘CC’的女婿”，他们也不把我看成外人。后来我因公访台，每承岳丈的好友余井塘、萧铮、胡健中、洪兰友、陆京士、王新衡……诸前辈盛宴款待，亲如家人，我与他们的儿女，也处得如兄若弟。有时还受托为他们携带点不便邮递的物品，到美国转给“陈伯伯”呢。我夫妇虽都对政治没兴趣，与任何党派绝缘，但是在外界人看来，我们也是“CC”的“圈内人”呢。当然我们对“CC系”个体领袖之熟识，对其团结如铁桶一般之集体意识之认知，也确非“圈外人”所能及。这些都是哥大口述计划诞生之前的事。在这些方面，则那位在一九五八年后才替立夫先生写传的天真美丽幼稚的小茱莉，和我这个老油条相比，就简直是个刚会走路的娃娃了。可笑的则是那位在哥大主持口述史政的韦慕庭教授，敝帚自珍，却严令茱莉把她的文稿向我“保密”，而茱莉却偏偏私下以文稿示我，向我讨教。这就不是外国汉学家所可理解的了。更可笑的则是，当我初次向李宗仁将军（桂系）和黄郛夫人（政学系）访问时，他二人对我都存有“戒心”。因为他二人都认为我是“CC的人”。每提到“CC”，他二人选词用字都十分慎重。日子久了，他们才渐渐知道，我们写历史的，对任何事物，都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只要无乖于历史事实，他（她）怎说，我怎写，因为这是他们的书。他们对历史的评论与解释，我纵不同意，亦秉笔直书无讹。历史学家如另有解释，则不妨另以“论、赞”分别写出之，二者不可混淆也。这在“新闻学”的“职业道德”上，便叫作“新闻归新闻，评论归评论”。新闻是客观的，评论是主观的，二者不可夹杂也。这也就是真历史与假历史之别。真历史是史实归史实，赞论归赞论。搞“以论代（或带）史”“隐恶扬善”“为亲者讳”“信口诬蔑”“挖补照片”……那就是假历史、“曲笔”和“秽史”了。这类曲笔、秽史，在今日坊间是汗牛充栋的。所以我劝茱莉，对如何处理立夫先生的“爵士乐是个坏东西”这句话，应该是“他怎说，你怎写”，千万不可以“己意”妄改“他言”。你自己有“评论”，另书之可也，二者千万不夹杂。这也就是国史家与党史家之别了。读史者不可以读党史的习惯读国史。治史者更不可以治党史的书法，写国史。因此从治国史的观点来看，《陈立夫回忆录》便是国民党中“江浙帮”当政六十二年中，前二十五年（一九二五—一九五○）的国民党党史。这二十五年是国民党的巅峰时期。它的党、政、军、特、教育、文化、外交、财政……无一与陈氏兄弟无直接关系；也没一桩大小政事，陈氏兄弟不知其来龙去脉——所谓“内幕”也。但是这二十五年中，包罗万象的“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蒋家天下史”或“陈家党史”，都不是蒋、陈二公退休后自己可以做的。他们需要有魄力能苦干的史学家的帮助，才能动笔——这也是有远见、肯苦干的史学家，应该着力的方向。以上这段小哲学，是茱莉和我私下拟定的。她最初拿到《陈立夫回忆录》这份差事，其热情远超过我写之“桂系通史”（李宗仁回忆录）。她有野心要写出一部轰动世界的名著。她后来终于把这部书弄成那样糟糕的一部残稿者，最大的原因是，这份工作是个老和尚、苦行僧的工作。它不是一位珠光宝气、千娇百媚的富商独女，在闺房之内请碟仙一类少女的玩意。加以她这独生女，上有年迈双亲对掌上明珠无限的娇惯，中有洋人老上司无比的怜惜，下有美国名大学内若干白马王子遥遥的爱慕。要这位娇惯任性的小公主来做老和尚的苦行工作，其失败是在开始时就注定了的。在一连串的挫折之中，受损受气最大的当然便是陈立夫先生了。立夫先生在气得吹断胡子之后，于耄耋之年，始发愤自己执笔。在最近才完成的《成败之鉴》中，他对上述曲折，也曾略微提及（见该书三九三页《中国近代名人史料纪录之创始》）。其实立夫先生对当时哥大内部的运作，并不太清楚。笔者在拙作《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见近版《李宗仁回忆录》附录）一文中曾略有交代。今再为这部《陈立夫回忆录残稿》，增补数语。也算是海外汉学界的一段掌故。哥大的“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的起源二次大战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中国学”的部门，原有一系一所。系是“中日文系”（后改名“东亚语言文化研究系”），所则是“东亚研究所”。“所”的本身无正规教授，它是由校中各“系”里，研究东亚学教授的联合组织，同行互相切磋的地方。另外校中还有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临时组织”，所谓project（可译成“计划”或“学部”）。它在学校没经常费，靠校外筹款。谁筹到钱，谁办。筹不到钱，就关门大吉。在五六十年代之交，这类研究中国学的临时“计划”，全校共有三个：（一）“中国历史学部”，研究汉史、辽史。主持人是位德裔老汉学家叫魏复古；（二）“中国名人传研究计划”，主持人是位转业外交官叫包尔曼；（三）“中国口述历史学部”，主持人是哥大历史系中国史教授韦慕庭，立夫先生在《成败之鉴》中译为“韦勒伯”。这三人中只有韦慕庭是哥大正规教授，其他二人，有钱就办，没钱就卷铺盖。一九五七年底，韦慕庭忽然筹到万把元的小款。乃提升原只拿“钟点费”（二元五角一小时）的两个小助教——茱莉夏和我，为全时副研究员（年薪五千三百美元）。另由哥大寇克校长具名邀请当时定居纽约的五位中国政要，来参加我们的小“计划”，由茱莉和我分别去“访问”并“录音”。这五位名人是：胡适、孔祥熙、陈立夫、李宗仁和顾维钧。茱莉喜欢“中央系”，她就分到了孔祥熙、陈立夫。剩下的胡适和李宗仁这位“杂牌”就由我承包了。顾氏如上节所述，原由我二人轮流。后来茱莉觉得威灵顿（顾维钧英文名字）“难缠”（需查太多史料），而顾又坚持点名要我这个笨鸟，他就变成我的难缠的对象了。（关于顾氏点名事，见COHP哥大老档一九六三年二月六日韦慕庭致夏连荫书，顾亦有数通私函给我。）以上便是哥大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发轫的大略。陈立夫书法“受者”认错“施者”一九五八年春，茱莉和我做得很起劲，成绩斐然。同行各山头（哈佛、耶鲁的寨主们）众口交赞。韦老板大悦，乃动念头申请大钱、大干一场。这就是立夫先生所说的“并以我的回忆录第一章作范本，向福特基金会申请批准拨助经费”（见上引陈书页三九三）。这都是事实。一九五九年福特基金会果然拨款十五万美元。我们这小计划，一下便“阔”起来了，竟然比东亚研究所更有钱。茱莉和我的年薪也递增至六千美元。作者附注：这时包尔曼先生曾派其副手来悄悄找我，许以七千五百元高薪，要我“跳槽”。魏复古的夫人也来向我哭诉，要我回去搞汉史。二者都被我婉拒了。那时美国经济复苏，跳槽教书，万元高薪亦唾手可得。我无心转业，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士大夫的头巾气，认为跳槽不道德。第二则是我热爱口述历史的工作，不忍舍之而去。但是在美国，通常的办法，是把挖角情报，公开告诉你的雇主，他会自动加薪的。这对一个雇员来讲，是件很光荣的事，而我对韦慕庭教授（当时的东亚所所长）竟未露半句口风。谁知他对此事也完全知道，只是对我也未露半句口风罢了。我近查哥大已公开的档案，才豁然大悟，也难免有些感慨。（见一九五九年五月十四日韦慕庭致包尔曼书。）学部既然有钱了，那时被韦氏招揽来作口述史副主任的何廉教授，也拿办公费一千五百元。饮水思源，韦所长也就想起了，开鸡场破产，以出售豆瓣酱为生的陈立夫来。他知道中国士大夫穷且益坚的怪癖，乃转个弯聘请立夫先生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并赠研究津贴美金三千元。这是件很光荣的事。立夫先生接受了，韦氏也了结一桩心愿。（见C.Martin Wilbur to Richard Herpers，Spept.30，1961 in COHP Correspondence Box 40.）立夫先生对此事显然不知底蕴。因此他在书上说：“此时我经济困窘，好友何廉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他好心的去和校长商量，聘我做高级研究员。”（见陈书页三九三）这在佛经上说，便叫作“受者”认错“施者”了！其实那时经韦慕庭所长聘任为“高级研究员”的还有一位左舜生先生。左公在访问哥大返港途中，呕血不止，情况危急。他的学生吴坤淦先生写信给我，我乃签转哥大东亚所告急。后来听说韦公也送他三千元，详情我就不知了。近查哥大老档，却未见当年原件和下文。读不完，说不尽的“残稿”福特的巨款当然改善了我们工作的条件，尤其研究助理的时数可大量增加。用西文为一般中国政要（尤其是不习惯用西文撰写和交谈的军人和政要）写回忆录，其关键不在助手时数的多寡，而是执笔人本身的社会文化背景，和苦行和尚的功力问题。茱莉和我开始工作时，二人都遵循美国口述史的老办法来访问录音。可是我迅即发现，如我们工作语言，纯用英语（如向不使用汉语的顾维钧或喜用英语的蒋廷黻）问题不大。如英汉夹杂，或全用汉语，再回译英文，那问题就多了。茱莉和我分撰陈、李二稿时，我们首先都是用国语交谈，国语录音。然后由助理，或自己，从录音机中将全部内容，誊成对话录。再根据这对话录改编出英文故事，重行录音。再由熟练打字员听音打字，打出初稿。这件“初稿”之完成，据当时数据统计，两小时录音的助理费用，大致是五十美元。换言之，两小时华语录音，要二十小时助理时间（每小时工资二元五角）来配合，始能完成三、五、七页“初稿”。（见上引老档Wilbur to Mrs.Phoebe Hsia，Jan.30，1958；Wilbur to Hu Shih，March 6，1958.）韦慕庭写信给胡适，则是劝胡老师在访问时和我少说中文，尽量用英语，以减少誊录费用。再者，这件“初稿”问题还大呢。第一，它未经受访者过目；第二，其内容之查对正误所需的时间，那就是自零时至数十数百小时不等了。顾维钧就是因为我纠正了他口述中的几件大错，而抓住我不放的。这种浪费的西为中用的做法，一开头，我就认为不能用。后来我写《李宗仁回忆录》就改为了五个步骤：（一）访问笔录；（二）中文撰稿；（三）受访者核阅改正认可；（四）中文清稿；（五）英译定稿，一身当之。所费有限，而进步甚速（详见近版《李宗仁回忆录》附录）。至于那些能够自撰中文稿，但需英文增补嬗译的受访者，如黄郛夫人和李汉魂将军；以及那些能够用英语做有条理的口述，但需协助编排，考订史料的受访者，如胡适、顾维钧、吴国桢，那就更能顺流而下，教学相长了。所以我那时手译黄郛（见《亦云回忆》自序二）、口编顾维钧的速度，东亚所那打字姑娘是几乎跟不上的。助手时间不够，积稿未清，竟使顾公抱怨，而令韦老板向茱莉写信，暗笑“vkwk（顾维钧英文名字缩写）”是“老狐狸”（见老档一九六三年五月三十日韦慕庭致夏连荫长函）。茱莉之不幸是她自一九五八年一开始，便碰上最难的题目“孔祥熙”。接着是陈立夫、左舜生（立夫先生误记为曾琦）和张发奎都是些纯中国背景的题目，与她的教育社会家庭生活的背景，完全背道而驰。一切要从“盒子炮不是炮，黄鱼不是鱼”开始，哪有完了的时候呢？但她又争强好胜，一切（当然包括学问）非至善至美，绝不甘休。可是我们这个世界，原是个适可而止的阿Q世界，哪有什么至善至美的东西呢？结果她在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全时工作了九年之久。《陈立夫回忆录》又是她毕生心血所注，最后只留下八十五页的“清稿”和八百页的“残稿”，睹物思人，能不令老友同学们心碎？“残稿”的内容是挖掘不尽的了，有暇当在民国史中段嵌入之，以慰好友于地下。茱莉是我平生所见最聪明、最美丽、衣着最入时，学问最深邃，谈吐最高雅的异性好友之一。可恨造物忌才，她心比天高，而命如纸薄。彩云易散琉璃脆。怀念茱莉，细读遗篇，是写不完的了，就此打住吧。一九九五年六月十六日于北美洲谦谦君子袁同礼袁同礼（守和）先生是二次大战后侨居美国的诸多华裔学人中，对笔者有深远影响的前辈之一。他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乙未，生肖属羊。这年龄正在我父母之间——先父属猴（一八九六年），先母属马（一八九四年）。袁公属羊，正是马猴之间，所以我一直把他看成父执辈。中国的传统习俗，也使我对他老人家“执礼甚恭”。袁氏是位谦谦君子。虽然在任何一面，他都是我的长辈，但他向不以长辈自居；对我们这些晚辈（尤其是同行），他一视同仁，以朋友相处，所以也可说是“忘年之交”。但是从我的立场看，他则永远是“亦师亦友”的。在早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上，袁氏手著的许多目录学著作，都是我长置案头、随手翻查的重要参考书，至今未废。而袁公不懈的研究工作，有时也找上我做研究助理。例如在确认胡适之先生在哥大得博士的年份一事上，袁公最后用“一九一七（一九二七）”的说法，就是根据我的口述报告。袁同礼先生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历史上他是排有一定席次的。但是在这则短篇里，我不愿多提他传记上的细节——因为袁氏已有几篇颇为详尽的小传，如吴光清的《袁守和先生传略》、李书华的《追忆袁守和先生》和秦贤次为刘绍唐主编的《民国人物小传》（第二册）所写的更详细的《袁同礼（一八九五—一九六五）》的传记。在英文著作里，则哥伦比亚大学所出版的“民国名人传”（第四册）（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Edited by Howard L. Boorman & Richard C.Howar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1.Vol.4）那就兼顾中西，更为翔实了。所以在拙篇里，我只想谈谈守和先生在“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史”中所发生的作用，他的贡献，和他在文化转型中的地位。先谈谈“转型”在不同的拙著里，个人一再提出，一部“中国近代史”（当然包括画蛇添足的什么“现代史”和“当代史”），便是一部“中国现代化运动史”，也是一部“中国近代（社会文化）转型史”。“现代化运动”这一名词，无须解释，也解释不尽。任何一个有高度成就的民族文化，必定有其固有的社会文化的特殊“形态”，如西方的基督教国家、中东的回教国家，和南亚的印度，都是有其特殊形态的。可是近五百年来西方基督教国家的社会文化的发展，只有其“现代化”的程序，而没有“转型”的问题，尤其没有“转型”的痛苦。因为现代化运动在西方是一种发自内部的自然进展，而我们中国和其他亚非拉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运动，则是发轫于外界（尤其是西方）的挑战和压力。因此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只有其范围大小和时间缓急的问题，而没有社会文化“转型”的问题。我们和其他亚非拉国家就不然了。我们的现代化运动，发动于“被迫向西方学习”，也就是“师夷长技”。既然是向“西方学习”，我们的“现代化运动”就多了个“西化运动”的阶段。“西化”就是由东方式转成西方式（简称“西式”或“洋式”）——从三家村的“土私塾”到大小城市中的“洋学堂”，从“父母之命”到“自由恋爱”……等等的转变，这就是所谓“转型”了。须知“土私塾”这一教育制度和“父母之命”这一婚姻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至少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这种教育和婚姻制度，就是我们固有文化型态的一部分。这种千年不变的“型”态，一下要“转”成“洋式”或“西式”的“洋学堂”和“自由恋爱”，是十分困难和痛苦的。就以婚姻“转型”来说吧，我们“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呢？这种例子，这种哭声，纵在今日，仍是触手可指，海峡两岸皆然。这只是“社会文化”转型之困难和痛苦的千万个例子之一罢了。各行各业，各有启蒙之人以上所举只是两个特殊例子。其实近百余年来，一转百转——文物制度、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语言文字、文艺思潮、学术研究……无一不是从千年不变，到大变特变——弃旧从新，舍东就西的。胡适等人当年提倡“全盘西化”，被人骂惨了。其实我们今日回头看看，从我们身上开始，从头到脚（上有西式分装头，下有大英洋皮鞋），从早到晚（早起刷牙刮须，晚上抽水熄灯上床），岂不是早已“全盘西化”了？有什么稀奇呢？大陆农村太落后，等到他们也像我们生活在都市的人一样全盘西化了，也就不再落后了。以上所说的，只是我们升斗小民的日常生活。其实国家大政、典章制度、学术文化……无一不然也，而且这种典章制度、学术文化中，各行各业都有其先知先觉的带头人，这就是我们所谓“开风气”的大师了。且举几个领导我们转型的巨人来看看：——领导我们做政治转型的是康有为、孙文（中山）；——领导我们做军事转型的是李鸿章、袁世凯、蒋百里、蒋介石（中正）、毛泽东；——领导我们做外交转型的是李鸿章、顾维钧、周恩来；——领导我们做哲学思想转型的是胡适、陈独秀；——领导我们做语言文学转型的是胡适、周树人（鲁迅）：——领导我们做教育道德转型的是蔡元培、张伯苓、胡适；——领导我们做建筑学转型的是梁思成、贝聿铭；——领导我们做图书管理学和目录学转型的是袁同礼、蒋复璁；——领导我们做……（其他转型的至少还可举出百人）换言之，近百余年来，我国各行各业，皆有其各自的“转型运动”——通过“西化”的手段，突现“现代化”的结果。“现代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其后自有其自然前进发展的规律。在这各行各业的转型运动中，也各有其“启蒙大师”。我个人试拟上列诸人为例，就是想说明：袁同礼在近代中国，是位领导我们搞现代图书管理学和现代目录学的带头人和启蒙大师——这便是他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中的“座位”。传统目录学现代化的领导者“目录学”原是我们中国的国宝。在传统中国，能“博极群书”，能“由博返约”才是大学者。只通一经的一通百不通，在汉以后，就不能算是大儒了。所以目录学实是众学之源。搞图书分类学和图书管理学，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汉代的“七略”，隋唐的“四部”（经史子集）分类法，都是独步全球的。到乾隆修“四库全书”（与美国独立战争同时），我们四库一部，足敌全球其他各国所有图书之总和，真是欹欤盛哉。不幸近两百年来，西方突飞猛进，我们就落伍了。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一搞两千年不变，也实在是太保守了。再者“孔家店”这个托拉斯，一下就把持了“四库”的四分之一（经部），也太霸道了。等到胡适出现，搞反托拉斯法，把“经、子”拉平之后，因而我国传统的藏书楼，便天下大乱了——两千年传统，毁于一旦，如何是好？文化转型是一转百转的。孔家的托拉斯既倒，下面的百货商店，统统都得改装重建。因此才有新式图书馆之出现和新的图书馆学会之成立。主其事者，都是名震一时的学者文人，如梁启超和蔡元培等人。对他们说来，“传统的”图书管理方法和老式的“四部分类法”是不能再沿用了。他们要改用“新式的”“洋式的”“西式的”方法。但是梁举人和蔡进士这种小脚放大的旧式新文人，知道啥洋式、西式呢？在新的建制里，他们不能不顶个头衔，至于实际工作，老进士、老举人就—团漆黑了。这样，那刚自美国留学归来，享有图书管理学位和实际工作经验（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青年学者袁同礼就脱颖而出了。从北京到台北关于袁氏详细的学历经历，读者可参阅上引三传。这儿只想一提那与时代有关键性的若干要点。袁氏一九一六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外文系，与傅斯年、沈雁冰（茅盾）同班，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一九二○年留学入纽约哥大。一九二二年毕业于哥大本科，再入纽约州大前身之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一九二三年毕业，并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实习，再赴欧洲考察实习一年。一九二四年归国任广东岭南大学图书馆长。一九二五年改任北京大学目录学教授兼图书馆长。同时近代中国新式（西式）的图书馆学会开始出现。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北京图书馆”正式成立。中国敬老尊贤的旧传统，规定了必须由一些有名的高官、耆宿挂名作“首长”，而这些新式建设的筹备、建立和实际管理，却由一个“内行”的行午袁同礼，一肩挑之。“外行”老人，对他言听计从的。因此近代中国才第一次有新式（西式）图书馆之出现。以上还是军阀时代。迨国民党完成北伐，袁氏乃于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一月，由副馆长升任馆长。这就是今日闻名世界的全球十大图书馆之一的“北京图书馆”的前身，而袁同礼则是它的奠基者和最早的实际负责人。该馆其后时历三朝，名称数易，然其“现代化”管理之确立实始自袁氏，而慢慢普及全国的。有人或许要问，袁氏之前北京大学图书馆不是还有个最有名的馆长、毛泽东的上司李大钊吗？答曰：李大钊是搞新闻出身的。他是个革命家、思想家、学者教授。他对《隋书·经籍志》《四库总目》《四库提要》等传统目录学，可能如数家珍（这也不容易啊），可是对西式目录学和现代图书管理学，他就是一窍不通的老学究了！现代“图书管理学”和现代“商业管理学”一样，是一桩学理结合实际，极其深奥的现时代的管理科学。这一行道属于所谓“服务工业”，它今日已进入“超工业时代”。吃这行饭的，纵在袁同礼时代，外行已经不能领导内行了。在袁同礼时代的中国，有高度现代化训练的“职业图书管理人员”原已不多，而有眼光、有魄力，又能突出单纯“技术人员”的境界，更有机缘进入本行最高行政阶层而一展所长的，袁氏之外，实难找第二人了。在上选诸人中，我特提出蒋复璁先生。余游台北故宫博物院，时访中央图书馆，亦见前贤苦心孤诣之遗规。今日如少此二馆，台湾又成个什么岛呢？缅怀先贤瑜亮，实有余慨。引进“服务观念”和服务科技话说回头，袁公对我国的目录学、图书管理学乃至资讯学的具体贡献，又在何处呢？答曰：胡适之先生以前不是总强调，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方法和目的，是引进西方学理来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吗？适之先生是启蒙大师和思想家，他只能讲一些抽象理论。至于怎样化“抽象理论”为“具体事实”，那就千头万绪，要靠各行各业的实行家，来采取实际行动了。上述袁蒋二公就是他们那一行里始作俑者的实行家、带头人。长话短说，我们也不妨试加归纳如后：第一是“观念转型”。因为吾国吾民在三千年专制传统的浸淫之下，早把国营事业都办成了大小不同的“衙门”。高级领导全是“官”，低级工作人员全是“吏”。连工友杂役，都是些“骑在人民头上的皂隶”。此风至今不衰。君不见北京王府井大街上，国营百货商店中的男女售货员，他们哪里是对顾客服务呢？他们只是一群对老百姓颐指气使的传统衙门中的小衙役、小“皂隶”而已。这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怪不得他们。一位北京老教授叹息地告诉我说：“要把我们的衙门，转变成西方的服务机构，大致还需要三二十年。”老友的估计，我真完全同意。所以不才也常说，我国近代史上转型期的“历史三峡”，可能要延长两百年，我们大致才能安全出峡。袁同礼、蒋复璁的时代，当然仍在峡中，但是他们却是致力于转型的带头人。所以中央图书馆实是我国近代史上首先突出的国人自己主持的“国营服务企业”。（笔者附注：其他如邮局、海关、铁道等，都是先由洋人代为奠基的。美国的国营服务企业如国家公园和公立图书馆等等，其服务之周到是举世无双的。相形之下，我们还有一段长路好走呢。）第二是“引进西方学理和制度”。袁氏终身事业始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最完备的图书馆），也终于美国国会图书馆。而把先进的“国会图书馆编目学”等精密制度，引进中国的，也是他。第三是“引进并突破西方先进技术”。在近代中国的图书和档案管理这门学问中，首先引进照相技术，和根据西方学理实行中文索引和编目的，恐怕也是从袁氏主持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开始的。北伐期间，时任总司令部机要科科长的陈立夫先生，为掌握堆积如山的机要文电，也“发明”了一套“分类”和“索引”系统，颇为总司令蒋公所激赏，而大有功于革命。其实陈氏以矿冶工程师，大材小用，而去发明“分类”“索引”“引得”（Index的汉语音译）一类的雕虫小技者，实是革命期中，军事与学术完全脱钩的关系。他那时如引用一两位有现代训练的、搞“图书档案管理”的专业技术人员，又何须自己去“发明”呢？当年设在北平的燕京大学，对“引得学”也颇为突出，但是“燕京”毕竟不是中国人自办的学堂。国立北平图书馆当年所引进的科技，如缩微胶卷等等都是很原始的，远不如后来的“缩微胶片”。和今日的“电子计算机”相比，是不可以道里计的。但是现代化总得有个带头人，袁同礼先生便是推动这一行道现代化的启蒙领袖。历史三峡中的龙舟竞赛近代中国的“转型运动”，是一个长逾两百年的艰苦历程——它要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军备西化”，通过“经济西化”“政治西化”“学术西化”“社会风俗西化”（如自由恋爱、体育活动等）、“生活西化”……到“全盘西化”，到“修正西化”（所谓“有中国特色”等等），到“超西化”，到“独立现代化”，到“领导全球现代化”（如今日美国）的“文化翻身”——说句酸溜溜的亚圣之言，曰：从“变于夷者也”，回头到“以夏变夷”（也就是世界文化史上的所谓“华化”“汉化”的一连串“三百年洋东转洋西”的世界文明大转型）。在这种银河倒流、宇宙变色的文化大运转中，我民族精英，参与其间，正不知有几百几千的风云人物，和几万、几十万和几百万的“无名英雄”，卷入运作呢。孙中山、胡适之辈，只是这一波涛汹涌的大潮流中，少数知名而幸运的弄潮儿罢了。“时势造英雄”绝不是“英雄造时势”所可比于万一的。“时势”是客观形成的“历史三峡”中的惊涛骇浪，“英雄”则只是一些随波逐流的艄公、舵手和弄潮水手而已。他们顺流而下，成名的英雄之外，还有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操着各式各样的大小船只，蜂拥争先。浪卷船翻，惊险莫名。说句老实话，在通过这个历史三峡的龙舟竞赛中，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胡适之、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等等，都是些摇旗呐喊，出尽风头的英雄或狗熊。知道潮流，熟谙水性，在这场接力竞赛中，有惊无险的大艄公，都是“英雄”；那些枉顾潮流，不谙水性，而翻了船、灭了顶，便是七分英雄，三分“狗熊”，或七分狗熊、三分英雄了（所谓三七开），或许干脆就是狗熊，算不得英雄。与这些英雄、狗熊一道蜂拥而下的，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各行各业的无名英雄——他们才是这场现代化运动的“主流”。他们言忠信、行笃敬地默默耕耘，把我们这个古老的文明，慢慢地推向现代化。群众才是英雄。那些出尽风头，摇旗呐喊的风云人物，往往只是一些副作用大于正作用的狗熊。没有他们，我们的日子好过多了。袁同礼先生虽然在他的本行之内，并非默默无闻之辈，但是在中国近代史中，实质上也是那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之一啊。西文汉学书目的重要性俗语说：“家有良田万顷，不如一技随身。”袁氏离开大陆之后，又以他的专业训练，回到他当年从事“实习”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当了一名最起码的中文编目员。之所以屈就这个小职位，据他向我说，第一是养家糊口，第二是为将来的养老金，以保晚年。谁知袁公辛辛苦苦地做了十多年，六十五岁退休之后，未期年他自己就过去了。虽然养老金所领无多，但是美国退休制是十分优越的，他的遗属还是会继续领取一部分的。袁同礼是一位突出的目录学家，但是在他早年返国服公期间，却无暇著述。可是在被迫流亡美国时期，公余之暇，反而编印了大量不朽之作，有时还惹出些可笑的是非。在他那多至十余种的晚年著述中，有数项至今还为学人日常之参考。晚近之作还无法代替的，或永远不能代替的，例如：《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目》（一九五七年出版）《研究中国的西学书目》（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s Bibliotheca Sinica. New Haven：Far Eastern Publications，Yale University，1958.）《一九○五至一九六○年间中国留美学生博士题名录及博士论文索引》（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1905—1960. Washington，1961.）《一九一六至一九六一年间中国留英与留北爱尔兰博士题名录及博士论文索引》（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1916—1961. N. P1963）《一九○七至一九六二年间欧洲大陆中国留学生博士题名录及博士论文索引》（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Continental Europe，1907—1962，Washington，1964.）笔者附注：（一）上选五书，除第一本之外，其余四本均无中文书名。本篇中的汉文书目，为笔者代译。（二）《留美博士论文录》有李志钟博士的“续编”（一九六七年）。最近的论文还应有再续篇。在本书中袁公把在下和薛君度博士对调了，他把我分入了“政治门”，薛分入了“历史门”。其实我二人应各自归还建制。附此更正一下。笔者更附带说明一下，西方人研究中国，自元代的马可·波罗，到明末清初的耶稣会上，到晚近的“汉学家”和“中国学家”，如李约瑟，乃至今日还在大放厥词的亨廷顿教授。他们对中国研究的成果，都是中国学人，以及中国朝野所不应忽视的。尤其是今日当权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政论家，如不知这些研究中国的洋专家的著作，那就等于瞎了一只眼，不可能说出行道话来。搞政治的人自己搞不了，就得组织个情报室、资料室，找些专才来帮着搞。美国国会图书馆所以由国会主持，就因为那主持美国联邦大政的千把个官僚政客，需要一个联合资料室的缘故。它最初是为服务官僚开始的，而渐及于学界。例如某些小政客，一时心血来潮，要找个“西藏问题”来扬扬名，捣捣蛋。他本来连西藏在中国的东北或西南都不知道，可是只要招呼助理把电脑一揿，则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万部资料立现眼前。只要摘要而听之，一夕之间，他便是个不大不小的西藏专家了。若再通过那无孔不入的电子资讯网，一个百人专家团，立刻就可排出堂堂之阵，阵阵之旗。搞“西藏问题”的资讯，就算“北京图书馆”和台北“中央图书馆”来个国共，恐怕还搞不过一所美国国会图书馆呢！今日如起袁公于地下，他固不知电脑为何物，但是今日中国如也要来个Internet，那就还得从袁氏那个出发点搞起啊！因此袁氏那本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笔者至今仍长置案头，不可一日废也。过五关斩六将的“博士论文”至于袁氏那几本博士题名录，也不妨稍做说明。学士题名是我们中国文明的老花招。唐朝的各科新进士，有所谓“雁塔题名”。明、清两朝六百年考出了两万多名“进士”。他们在“金榜挂名”之后，还有正式刻板印刷的各科“进士题名录”。吾友何炳棣教授，就是参透这万名进士出身的社会背景，而扬名国际的。但是我国古老的“进士题名录”（注意：在世界历史中，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啊！）所注重的只是进士爷的“出身”。至于这些“天子门生”的“进士论文”，就无啥足取了。可是我们这一科举考试制度，经耶稣会士传入西方之后，它就花样翻新地“现代化”起来了。其后再由欧入美，它就变成误尽苍生的今日美国的洋科举了。一九○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我们中国的土科举被迫停止。消息一出，当时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真如丧考妣，没个出身，没了前程，如何是好？殊不知天无绝人之路，洋科举竟应运而生。得了个洋科名，其风光且远甚于土科名呢。今日名垂史册的名儒硕彦如顾维钧、胡适、马寅初等等，都是早期洋科甲出身的佼佼者。没个洋进士头衔，顾维钧就见不到袁世凯，胡适搞不了新文化，马寅初也当不了北大校长。但是在学术上说，这些洋进士题名的重点，就不在出身，而在博士论文了。读者知否，今日世界上千万个博士爷，少说点，大致有百分之九十罢（当然也包括小可自己在内），都是“一书博士”——一辈子只写一本差强人意的书，以后就靠它老人家赏饭吃——吃它一辈子。这本书十有八九就是他的“博士论文”。何以如此呢？诸位，这就是“人性”嘛。人都是有奴性的，不鞭打，便不做工，或做而偷懒。三字经上说，教不严，师之惰。唱戏的梅兰芳、马连良，也都知道“严师出高徒”。屁股不打烂，是唱不出好戏的。凭天才，哼两句，那就是票友了。票友唱戏，照理是出钱请人去听的。博士爷原都是科班出身的，一旦得了博士，没人打屁股，就变成票友了。此“一书博上”之所以然也。人生苦短！一瞥眼，就靠一本书，吃一辈子。悲夫。但是话说回头。读者可千万别瞧不起博士爷的“一书”，尤其是举世驰名的名大学的博士爷的一书。因为那一书，往往是他呕心沥血、皮开肉绽的心血结晶，也往往是他钻营十年的小牛角尖中最堪一读的专著。大题目如胡适的《先秦名学史》（增补为《中国古代哲学史》），足开一代文运。小题目如顾维钧的《外侨在华的法律地位》，也是该专题的唯一著作。再如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及其对中国社会政治发展之影响》。今日学人不谈五四则罢，若谈五四，则必自周郎开始。以上只是文科。再看理工科，那就更为实际了。每篇博士论文，都是解决一个科学上的现实问题。如钱学森的《压缩流体运动与喷射推进诸问题》，便是今日搞流体力学和太空工程起步的专论。其外如蒋彦士（一九四二年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和李登辉（—九六八年毕业于康乃尔大学）在农业研究上的专论，都是启台湾农业现代化之先河。光辉灿烂，功不可没的（这儿所谈是纯学术性的，与二公的政治行为无涉也）。笔者个人治学的经验和习惯便是：凡涉及某项专题，第一要找的参考书，便是与该项有关的名大学的博士论文。因为这些论文，都是一些博士级专才，呕心沥血，过五关斩六将的力作，非同凡响，不是一般瞎扯淡之文。专家可信得过也。忆七○年代之初，余首返大陆探母，见祖国农业改革之彻底失败，而想一探台湾土改与农改之奥秘，曾得机访问蒋彦士君一谈（余知其为明尼苏达大学四二级之农学博士也）。承蒋公不弃，赠我整箱“农复会”出版品，至今珍藏之。其后偶尔谬论农村问题，手边参考资料，信其可用也。农业如此，其他各科，无不皆然。个人甘苦及于学生，因凡有硕士、博士研究生问道及余者（尤其是亚裔学生），我总要该生先看看与他（她）专题有关的“博士论文”。人家如已做过，你要重作之，那就要青出于蓝了。不能胜于蓝，为避免有抄袭之嫌，那就要换个题目了。这第一步的审查工作，得其窍者，半小时之功力耳。案头有袁同礼、李志钟之参考书，一索可得也。进读全文，则北美主要图书馆和台北“中央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均有全套庋藏也。余即知有研究生穷数年之功，做出些血汗结晶，始发现此专题早有人做过。他不能后来居上，就被误为抄袭了。这些都是“教不严、师之惰”的结果。余亦知有些在大陆上的科学实验，颇足矜夸。殊不料所得结果，美国早在战后即已“解密”矣。笔者举这些小例子，无非想说明，袁某在中国带头搞资讯现代化的重要性及其历史意义罢了。孙中山“登月计划”其实更值得吾人注意的，还是这种看来初无深文大义的东西，往往影响千万国民的生命财产。六○年代美国为在太空工程上赶超苏联，要搞个“嫦娥奔月”的计划书。为解决太空人登月的一切难题，“太空总署”（NASA）与各大学和工商业研究机构，先后订了八千多个“副合同”。每个小合同解决一项难题。八千难题有一个不解决，太空人就上不了月球；而每一个难题之解决，事实上都是一篇或大或小的“博士论文”。等到八千本博士论文全都通过，八千项难题统统圆满解决，美国太空人阿姆斯特朗，才能以“小小的一步”踏上月球！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就不然哉？事实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中，就有“登月计划”。孙中山的“登月计划”叫作“涨价归公”。孙中山先生当年周游世界，眼看伦敦、纽约等地炒地皮的奸商，日进万金，吃喝嫖赌。他老人家火了，因而“发明”了一套“民生主义”。信誓旦旦，一朝革命成功，他一定要搞个“涨价归公”，封杀所有奸商，孙公真勇已哉！果然他的革命成功了。蒋家父子誓死实行“国父遗教”，搞了六十二年，也未搞出个“涨价归公”来。最近李登辉再接再厉，又宣布他坚决信仰“三民主义”——但是就是不搞“涨价归公”。朋友，岂是蒋家父子、李氏伉俪对主义信仰口是心非哉？非也！原来国父的“涨价归公”，也是一桩“登月计划”也。它需写八千本博士论文，解决八千项难题，始有登月之望。他老人家一本博士论文也未发表，只来个“想当然耳”，如何能搞嫦娥奔月呢？读遍英雄豪杰的传记，回头再看看像袁同礼那样的无名英雄们是多么可爱啊！他们死得多么可惜啊！（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于北美洲）⇡第三编历史的“三峡”⇣当朝人不修当朝史，是非好坏皆身后事首先我要向刘绍唐先生道歉，因为我拿的护照，按规定只能停留十天，今天上午就该走的。我本应该自始至终参加这个座谈会，但因护照问题弄乱了，还不知能停留几天，所以我要先走一步，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研究中国历史应该分两大阶段：一个是传统的，一个是现代的。我的看法，传统和现代要分开来，这两个是不同的。我们过去的二十四史、二十五史都是传统的，现在要写的“二十六史”“二十七史”，就是现代的、新的。现代写的方法与古代不同。现代历史有几个特点：目前我们是处在两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中，过去唐朝和宋朝没有什么大分别，唐朝与汉朝之间也没有什么大不同。但我们这七十年与历代却完全不同，一切在过去找不到先例。以时局为例，我们现在的中国一分为二。这又与南北朝不一样，南北朝时北方是胡人，南方是汉人，跟南北宋也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的一分为二，一面是汉人，另一面也是汉人，这种分裂也是前所未有的。昔日是华夷之分，今日是国共之分。治史的方法、观点各方面也不同，现代的方法与传统的方法也完全不同。赵尔巽修《清史稿》、司马迁修《史记》的方法与现代绝对不同。古代修史的传统有官修、私修。官修也好，私修也好，大家都认为当朝史家不能修当朝的历史，要等下一朝代才写上一朝代的历史。我们今天开历史学会议，却是要当朝人写当朝的历史，这是自古以来所没有的。过去当朝的人只写当朝的实录，不写当朝的历史，这是现在与过去所不同的。还有一点，现在大陆修大陆的历史，台湾修台湾的历史，观点完全不一样，用不同的材料，有不同的方法。最糟糕的是海外来的人，我们这些被约来与会的都是海外学历史的，而海外的人被约来修中国历史，将来说不定会弄成另一套海外的人修海外人的中国历史。这种怪事，也是二千年来所未有的。我们的传统同现在有好多地方不同，但是既然我们已经在写历史了，而且三方面写的方法不同，史料也不同，我们就不应该强不同以为同，大陆修大陆的，台湾修台湾的，海外修海外的，官修也好，私修也好，殊途必将汇合，各自努力将收分工之效。大家在不同的观点下尽量去做，场合不同，方法不同，开会形式不同，开会的背景不同，观点不同，在不同的方法下尽量去做。譬如在台湾，刘绍唐先生的“野史馆”就应该与国史馆配合，大家互相配合而不互相嫉忌。历史写的结果，是非好坏，当朝人是不能决定的，这都是身后事。写《后汉书》的有十九家，其后逐一淘汰，只剩下最后出来的范晔一种，其他的都失传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都没有范晔写得好。范晔被杀头（因为当时人们不喜欢他），但他的书却传下来，因为别人的都不及他的。所以我说历史写得好坏要由后人来决定。我认为当朝的人不妨分头努力，野史馆、国史馆互相配合，以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方法，尽量去做，写出不同的历史来，让后人来一个评定，来一个综合，哪一些是真的、是好的，哪一些是真的，哪一些是假的。在座的黎先生是我的老师，李先生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我的前辈。其他诸位先生也都是先进，我实在不该再多占诸位的时间。谢谢各位。中国近代以来的外交学步与历史转型对中国近现代目录学有兴趣的朋友们，大致都不会否认一个现象，那就是国人以汉文治国史最弱的一环，便是近代中国外交史。笔者本人甚至不知轻重、大放厥词地说过，若论在外交史上的成就，中文著作中，简直没一部可读之书。这虽是个人不学而又长个右派大嘴巴的胡言乱语，例如数十年老友王尔敏教授这本新著《晚清商约外交》便是一本极为可读之书，但在下造句信口之言，也是出自多少年在海内外教书经验的有感而发。因为我们在外国大学里教授中国外交史（尤其是中英、中美外交史）或东亚国际关系史，一类课目的参考书目中，有时为文化自尊心所驱使，实在想列入若干“中文著作”以光门楣，但是有时除一些史料书之外，勉强列入的中文著作，实在有违心愿。其原因就是，你把勉强选入的书目和同一类的西文书目并列，二者之间的功力与火候，往往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就谈晚清外交史吧，和摩尔斯那三大本的《大清帝国国际关系史》相比，哪一本“中文著作”不是个娃娃呢？再说摩尔斯的学生费正清罢，在费氏大旗之下，哈佛一校就出了数十本具体而微的类似著作。不谈观点，只从治学的功力与火候来比较，至今的“中文著作”里，还找不到几本能与他们相提并论的巨著。这样一比，我们要想，剑桥学派，在晚清外交史这一行道上，不称王，不称霸，又岂可得乎？这儿还想大胆插上一句，在这个剑桥学派里，纵是亚裔学者所持的观点，也是费正清的观点。虽然费氏逝世之后，这一观点已逐渐淡化了。若问在这一行道上中英两文的著作，距离何以如此之大呢？笔者的回答，便又要回到我个人的老“主义”上去了。首先，这是个历史转型的问题。学术转型原是社会转型的一部分，而历史学的转型，又是学术转型的一部分。外交史不用说，更是历史学转型的一部分。我们要知道，外交史、国际关系史这一行道里的学问，在我国的传统史学，所谓六家二体里，都未尝成过专业。尤其是所有外交家，都应有若干修养的国际法这一门，它和我们整个传统法家一样，发育始终没有成熟。在中国学术史上，就像一个花苞，花未盛开，就枯萎了。何以如此呢？那就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的了。下节当略述之。再者，笔者在谈比较史学，比较文学和比较艺术时，总欢喜劝搞“比较学”的朋友们，比较要分“阶段”，要古代比古代，中古比中古，现代比现代，才见高下。不能囫囵吞枣说，中国音乐不如西洋音乐，中国诗歌不如西洋诗歌，或中国小说不如西方小说……你只能说现代中国的音乐，远不如现代西方音乐。你可千万不能说，中国唐代的音乐比不上中古时期欧洲的音乐。我们谈国际关系史乃至国际法这门学问，也是一样。在传统中国，我们在这个专业里，是比西方落后了，落后到几乎没有了的程度，但是它在先秦时代的发展，却也曾大有可说，甚至还有更高的成就呢。吾人试读我国古籍中的《左传》《国语》《战国策》乃至《晏子》《管子》，便知道我们的成就，不在西方之下，但是在秦汉以后就不足观矣。且举几则小例子：我国古代国际公法的萌芽在春秋战国时代，我们的老外交家管仲（？—公元前六四五），以“国务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的身份，帮齐桓公打天下，搞“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正是美国今日所干的？），为维持他那时的国际和平，管仲于公元前六五一年，在齐国的葵丘（今山东省临淄县），召集了一个国际会议，并签订了一个国际条约叫作“葵丘之盟”。在这件“葵丘条约”里，当时各列强，在齐国（位同今日的老美）的操纵之下，歃血为盟，宣布一致遵守所签订的各条款，这些条款当然也就变成当年的国际公法了。原条文是假当时有名无实的“周天子”之名（也就是今日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之名），向国际公布的。条约的内容是：毋雍泉，毋讫籴，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见《春秋穀梁传》，僖公九年）这则我国古代的国际公约，大致也可叫作“五毋公约”或“五禁公约”吧。今天读起来虽觉可笑，现代女权主义者读来，尤其要怒发冲冠，但这却是那时最合实际需要的国际条约。（请看今日联合国中由美国带头所搞的“禁核”“禁毒”“禁武”［化学武器］等等三禁、五禁诸条约，就可知道其重要性也。）在公元前七世纪的黄河、淮河和长江流域，小国甚多，一河流经数国。如果上游国家筑坝蓄水，下游国家就要受旱灾了，所以不能“雍泉”（截流、筑坝，或造蓄水池）。饥荒缺粮时期，各国尤不许囤积居奇，所谓“毋讫籴”也。“毋易树子”这条也很重要，由于古部落之间通婚的老传统，我国封建时代王族婚姻都是有国际背景的。直至今日我们还有“姻联秦晋”的成语。乖乖，秦晋都是超级强权。他两家的外甥少爷已经做了“树子”（太子），你要把他换掉，代以小老婆之子，岂不要引起国际纠纷？为着国际和平，则树子不可易也。小老婆绝不许做大夫人“毋以妾为妻”，也要写入国际条约。朋友，你认为是笑话吗？非也。不但那时是事关世界和平的大事，纵在今日，二奶也不能代替“大奶”呢。不信，您如试想美国克林顿大总统，今日要和希拉里离婚，而把莱温斯基扶正做美国第一夫人，你看今日世界会变成个什么样子？首先华府和北京的“伙伴关系”，恐怕就很难继续了；国会内的极右政团，如乘机要罢免这位好色的总统，则老美现在在波斯湾和在咱们的海峡两岸所发生的作用，也就要完全改变了。“以妾为妻”在今日尚可生若是之纰漏，况两千五百年前之东亚大陆乎？所以他们要在国际条约上明文规定，诸位元首可以搞三宫六院，但不能搞以二奶代“大奶”。至于不许女人参政，在今日是很违反潮流了。可是纵在今日，也还难免要有个“但书”呢。像今日台湾的女强人吕秀莲和陈文茜。她们特立独行，宁愿牺牲婚姻和生儿育女，也要搞政治。女各有志，实在是令人脱帽致敬的。但是若有女人，先要抢个强人丈夫，然后再挟丈夫令诸侯，狐假虎威，横行天下，就不足为训了。在女权高涨的今日美国，大有野心的希拉里，之所以不能随心所欲地去搞政治，还不是国会中人讨厌她妻假夫威，来乱参国政？希夫人今日封个好色的丈夫不嫉不妒，也是为了她自已的政治前途，而向国会内的大男人主义者，忍痛牺牲呢。所以我国古代大政治家和大外交家管夷吾（仲），要策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立法禁止“妇人与国事”，也就不难理解了。晏大使不入狗门我国古代的齐鲁地区，除出了些了不起的圣人之外，也出了些了不起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晏子（名婴，字平仲，？—前五○○）为齐相兼外长，甚至亲自出马做大使，报聘各国呢。这时齐已日哀，而楚正崛起。出使楚国，工作不太好做。《晏子春秋》里就有一段晏子使楚的故事，因为晏子是个小矮子，楚国人想羞辱他，最终反而被晏大使所辱，颇足一述。先让我们来读读这个故事的“古汉语”原文（青年读者们，也不妨顺便练习练习，读读所谓“诸子百家”的老古董，并不太难）。原文如下：晏子使楚，楚人以晏子短，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宾者更导从大门入。见楚王，王曰：“齐无人耶？使子为使。”晏子对曰：“齐之临淄三百闾，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何谓无人？”王曰：“然则何为使子？”晏子对曰：“齐命使，各有所主，其贤者使使贤主，不肖者使使不肖主，婴最不肖，故宜使楚矣。”（见《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九章）再以白话重说一遍：晏子出使楚国，楚国人因为他是个小矮子，乃把大门边上装了个小门，要晏大使从小门进去。大使不入，说：“我出使的国家，如果是一个狗的国家，那我就从狗门进去，但是今天我是到楚国来出使，楚国人并不是狗，我也不应从狗门进去。”招待员不得已，乃改请大使从大门进去。楚王一看大使其貌不扬，就说：“难道齐国就没有人了吗？为何要派你这样的人来做大使呢？”晏子说：“敝国人可多呢。单是临淄一城，就有三百个社区。熙熙攘攘的大街之上，大家把袖子一举，便全城遮阴；大家如把头上的汗抹下来一甩，就像下雨一般。哼，怎能说没有人呢？”楚王说：“齐国既然有这么多的人，为什么把你派出来？”晏大使说：“大王有所不知，敝国派出大使是有一定规格的。最像样的一等人才，就被派到最像样的一等大国。我晏婴原是敝国最不成样子的外交官，所以才被派到楚国来，也是应该的嘛。”这时楚国正力争上游，志在争霸，两国冷战正烈。作为驻楚特使，时时都有受辱的可能。一次楚国警总抓了个强盗，说是齐国人，楚王乃问晏大使说：“齐人固善盗乎？”这就引起了晏子所说出的中国文学里那句有名的成语，叫作“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晏子说，民生于齐，不盗；入楚则盗，是你贵国风气太坏啊！他原是齐国的良民，一到楚国就变成强盗了……真是难为了晏大使的好口才。握手风波和基辛格的中国饭碗上述这些故事可能都是真的，因为不论古今中外，在冷战之中办外交，都是不容易的。一个外交家，在执行其外交政策之外，平时在折冲樽俎之间的急智，也需有特殊的天才呢。近在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会议中，周恩来总理便曾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伸出手来，并叫声Good morning。谁知杜勒斯这个老帝国主义者，竟拒不伸手。在这种情况之下，周公的手如何收回？所幸周恩来应付这种场面也有他的天才，和晏子一样，终能化险为夷，其后国际外交圈提起此事，没有不骂杜勒斯是老混账的。后来基辛格于一九七一年第一次秘密访华时，就为这个“握手问题”伤透脑筋。他生怕“万一我伸手，他（老周）不伸手，如何是好？”（见《基辛格回忆录》中《白宫时代及尼克松回忆录》一章，一九七二年，五五九页。）其实，基辛格此人，还是外交训练不够。你在来华之前，就应该把“周恩来此人”搞清楚嘛。古人说：“岂有鸩人羊叔子哉？”今世又“岂有不伸手之周恩来哉？”相反的，老周在见到基氏之前，连他在哈佛的博士论文，都查了个一清二楚呢。如此，你这个小孙行者怎能跳过周老佛爷的手掌心呢？所以周公有生之门，基辛格始终是周门之中为他服务的美国博士呢。基博士，老实说，也乐此不疲，至今对北京仍忠心耿耿。何也？君不闻，苏秦穷困时回家“妻不下织，嫂不为炊”的故事吗？等到他佩了六国相印，再过家门时，“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爬在地下侍候取点东西吃）。苏秦笑问嫂嫂：“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嫂掩面低声回答说：“还不是因为小叔今天做了大官，有钱有势嘛。”（见《史记·苏秦列传》）。苏子“头悬梁，锥刺股”，苦学成名，所为何来？还不是为着今天吗？我们的基辛格先生，也正是如此呢。笔者在美国教书，就是从最惨的纽约市立大学夜校成人班开始的，授课时间是晚间七至十一时。工作一天之后，疲惫不堪言状。在这样的课室中，老师固然很惨，工读的穷学生，尤其可怜。基辛格早年就是一个来自欧洲的小犹太难童，白天在小商店记账，夜间在纽约市大成人班的会计专修科上学。那时的基辛格，便和早年的苏秦一样，是个“妻不下织，嫂不为炊”的穷光蛋。直至二次大战后，他领了退伍军人奖学金，才从“穷人的哈佛”（纽约市大诨名）转入富人之哈佛，去“头悬梁，锥刺股”，读其博士的。他其后风云际会，差不多都是替周恩来工作的结果。离开了中国这一行，基辛格就不是基辛格了。饮水思源，能不肝脑涂地？朋友，苏秦、张仪服务的对象，原是没有国界的。出生于德国的犹太裔基辛格，他能替尼克松服务，也可替周恩来服务啊。搞外交如用兵，也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周公得之也。所以不才总喜欢说，近百年中国史上只出了两个半外交家。周恩来和李鸿章两个之外，顾维钧算是半个。而这两个半外交家，也只有顾维钧这半个，算是科班出身。李、周二公，皆出身行伍也。顾维钧虽是外交界的科班出身，也只是个洋科班，威灵顿（Wellington是顾的洋名字）离家上学之后，未进过一天中国学校也。李、周二人，虽是纯国产，然如上节所述，国营企业中无此行道也。他二人搞的，可说是百分之百的天才外交和常识外交。中国古代外交建制的转型以上所举的一大堆从古到今的外交小掌故，无非是想说明：（一）我国古代的外交学是很不平凡的。举凡今日西方所发展的，各种涉及国际关系的概念和实践，我国古籍中，无不行行具备。专司外交的行政机关，在政府建制中的地位也至为崇高。用句现代话来说，那便是，不是首相兼外长，便是外长做首相（美国的国务卿，便是这样的）。那时搞外交的人，也是国际间的宠儿。苏秦就是一人兼六个国家的“外交部部长”，“佩六国相印”的，这在人类的外交史上，显然也是一桩“吉尼斯纪录”也。不特此也，甚至二十世纪才出现的“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组织的构想，在我们的战国时代亦已萌芽。他们那时观念中所谓“尊王攘夷”中的“王”，基本上便是列强表面上一致拥护，而事实上由几个争霸的大国所支配的国际组织。所谓“挟天子，令诸侯”是也。君不见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国联”之中，五十个国家都被英国牵着鼻子；和今日的老美动不动就打联合国的招牌向世界各国颐指气使还不是一样？可是（二），我国文明在秦始皇统一了东亚大陆，废封建、立郡县之后，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空前绝后的“宇宙大帝国”，这也是蒙古种黄种人所建立的东方文明的“第一次大转型”。一转百转，往古列国并存，一强称霸的世界秩序不存在了，春秋战国时代，所慢慢发展起来的外交制度也就随之迅速转型，而面目全非了。在大秦帝国统一东亚大陆之前，人类历史上只有个亚历山大所建立的马其顿帝国差可与之相比，但是亚历山大一世而斩。他也没有创造出一个宇宙帝国的规模与制度。秦之后的罗马帝国自然也是个宇宙帝国，可惜它在公元四七六年亡国之后，便永不再来。其后西方的帝国建造者，便再也没有“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观念了。后来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大则大矣，然非宇宙国家也。只有理藩院，没有外交部因此，在我国的历史传统里，秦汉以后的帝国时期，就只有内交而无外交可言了。我们中央政府的建制之内，九卿六部，百制皆全，就是没个“外交部”。为应付周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小王国，历代也只设了个不同名称的“理藩院”，以司其事。但是“理藩院”只是礼部之内的一个司局级的组织，一切事务都当作“内交”来处理，而非“外交”也。例如西汉初年，中央政府与都城设在番禺（今广州）的南越王国的关系，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便说那是大汉帝国的“外交关系”（见该书第一卷第六章）。笔者处理这个问题，则认为那是个“内交关系”，是东北张学良和南京蒋介石的关系。耶鲁哈佛和合纵连横北京的外交当局，明知是洋人借辞捣蛋，但诸大臣为着自卫，却只能支支吾吾，搞他个口齿不清，讲不出令人心服口服的道理来。其所以然者，第一便是，你如果也以“现代观点”和“现代西方人”，耍电子游戏，你就得服膺他们的游戏规则。你既然不能放弃你自己传统的麻将规则，却又要打他们的沙蟹（编者注：一种扑克游戏，流行于广东一带），那就凿枘不投了。有时你纵有天大的公理，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朋友，您说美国政客嘴尖皮厚，无理取闹得幼稚可笑。政治就是政治嘛。哪个政客不嘴尖皮厚？再者，搞现代外交，是全国人民的事，包括担柴卖浆，甚至阻街女郎（编者注：在大街上拉客的娼妓。），都有其共同语言，外交家不只是政府的发言人，也是他们老百姓的发言人（英国就是如此）。至少，搞外交是个大行道、大专业，专靠周恩来、李鸿章一两个人的天才，搞他个常识外交、天才外交，总归不能抗战到底的。要打毛主席所说的“持久战”，那你就得有个永恒的、专业的Think Tank（智囊）。二十世纪的美国外交官，差不多都出自耶鲁和哈佛的几个教室，甚至是那几个沙发之上。从西部起家的，那个演戏的里根不信邪，非要找几个“西部专才”来反外交“托拉斯”，搞得灰头土脸之后，始知反“托拉斯”之不易也。朋友，托拉斯、鬼谷子，都不是好东西也。秦始皇以后，我们还不是反了两千年？不幸今日，我们又回到“战国时代”了。（抗战期间雷海宗、陈铨等几位教授就自称“战国派”，并且出了一本杂志叫《战国策》。）在旧剧重演的战国时代，再来搞他个“合纵连横”，就要倚赖耶鲁哈佛的Think Tank的长期演练了。也谈谈民族问题我认为，“兄弟民族”之间，为着互通有无，互利互保，其趋势应该是愈来愈团结的，而不是愈来愈分裂的。把原先团结在一起的兄弟民族，加以拆散，让他们互争互斗，好让邻居来浑水摸鱼，像今日波斯尼亚，甚或伊拉克和科威特，那是帝国主义干的，也是违反世界潮流的。君不见日前留在欧洲的欧洲人，正在大搞其“共同市场”和“欧盟”？欧盟各国的大教授们，彼此之间要恢复用拉丁文通信呢。他们不是正在大搞其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政（军）同制、币同值、教同经吗？他们不是正在设法恢复“罗马共和”吗？那比“罗马帝国”还要老一辈呢。（罗马帝国约同于我们的后汉，他们今天要恢复“前汉之兴隆也”。）美国人现在不是正在帮助他们扩大“北约”吗？这简直是在实行诸葛孔明的理想呢。再看看目前在美洲的欧洲人，所谓“欧裔美国公民”和白得像一床被单似的“欧裔加拿大公民”。同时我们也得知道，加拿大是今日全世界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他们不是完全混合、成为一个崭新的称雄世界的“英语民族”了吗？现在北美的美、加、墨三国不也在搞三国经济共同体了吗？我们应该知道，“后现代”电脑化了西欧和北美，他们的书同文之“文”，绝不是“拉丁文”，而是“英文”呢。美国史上光彩辉煌的所谓民族“大熔炉”，也只是对“欧裔美国公民”说的，不是对其他族裔说的呢。我们亚裔且慢在自己脸上贴金。对欧裔来说，那是百分之一百的正确，他们也是百分之一百的熔于一炉了。但是“欧裔美国（和加拿大）公民”与非欧裔的通婚率，却不到百分之一呢。因此，在“后现代的世界”便会出现的一个横跨大西洋，讲英语的“纯白人民族主义”或“雅利安民族主义”。这个新兴的雅利安民族不是二次世界大战前那个印欧民族主义。那个老主义是有“反犹”属性的，那也是它最后失败的致命伤。今后这个“雅利安民族主义”则是囊括犹太的。“归化犹裔”将是它的组合核心之中极重要的成员。这个不声不响的新的民族组合，目前正在迅速成长之中。在下一世纪中叶以后，会排山倒海而来的。因此，在后现代的世界称王称霸的，可能还是他们，除非其他所谓“有色人种”能迅速地急起直追，团结自救，否则今日世界上的“低头之犬”，到那时还是无抬头之日也。在公元四到六世纪之间，我国的五胡乱华时代，也曾有过类似的现象。五胡乱华四百年也是东方各民族的一次大融合，使古老的汉族增加了新血液，而发生了返老还童现象，乃出现了隋唐大帝国的鼎盛时代。目前这个从美加开始的英语民族的新雅利安民族主义，正是一样的，不可小视也。所以我们亚裔学人，如无视于这一历史上不可避免的新发展，而跟着“欧洲中心主义者”，去胡吹什么“中国威胁论”，或自命清高，去反对什么民族主义，以及去乱搞点什么“中国也可以说不”一类小儿科的宣传，都是“吠非其树”（Barking up the wrong tree，比喻搞错了目标）也。朋友，他们应该反对的，不是我们那个可怜巴巴的中华民族主义，把十二亿华裔受尽百年屈辱之后所发生的一丁点儿的望治之心，看成今后的“黄祸”，老爹，稍有心肝的华裔知识分子，何忍出口？在“后现代”的世界里，朋友，我们的中华民族主义，恐怕还不够资格当“黄祸”呢。替那个不声不响，却排山倒海而来的“新雅利安世界秩序”，做点未雨绸缪的制衡工作，才是我们在新世纪的当务之急呢。而这项工作，笔者不学，恐怕也正是我华裔不可自弃的发展方向呢。世界网络里国语的将来所以我们搞比较史学的，眼睁睁地看着白种民族之间，为着他们今后各兄弟民族的实际利益，正在由分而合，由数十种语言，而逐渐统一于英语。英语已成为今日美加的“国语”，也将成为这个新民族（英语民族）的族语。而我们东亚大陆，千年以上就一直是统一的蒙古种黄人，为何今日一定要搞分裂呢？美国佬和英语民族，早已把英语变成了他们的“国语”和“族语”。在将来的后现代的“世界网络”里，英语很可能成为独霸世界的国际语言，至少也是五大“实用”国际语言之首（另外四个，应为汉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和俄语。事实上，今日联合国中，即以此五种语言，加一法语，为通行世界的实用国际语言，可是在将来的www之中，法语必被英语挤掉也）。所以，由于潮流所趋，英语已经变成英、美、加、澳、纽五国的国语，和正在形成中的“英语民族”的族语，而负有相同义务和责任的，我们的汉语，为何不能成为国语和族语呢？今日台独势力要以闽南语代替“国语”，是不知“后现代”世界潮流的落伍思想，有思想的台湾同胞，千万不能上当。你如上当了，将来你的单语儿孙，会恨死你的。君不见讲客家话的李光耀，也要以“华语”来统一星洲方言，那是为子孙着想呢。李光耀才是一个有思想、有历史眼光的政治家，将来会遗泽无穷的。我们朝野双方，都应该在这一论断上，和今日的欧洲中心主义者辩论辩论。哪能噤若寒蝉，只听他们吹其一面之词呢。笔者拙论，只是从纯学理和历史潮流出发，绝非看重哪一个政权。深盼各界读者贤达，对拙论能有更深入的指教，而不涉及情绪，那就是抛砖引玉了。中国朝廷就是古代东方的联合国话说回头，我国传统的外交学理和外交行政，在秦始皇以后，便转向一个新的方向。它所致力的，不再以国际之间的平等竞争为对象，而是一个金字塔式的宇宙国家的中央政府，对周遭无数小王国所发生的作用。我们读历史的可以肯定地说，从古代到中古、近古的亚洲，统一的“中国”之外，四周少数民族的小邦，是多不胜数的。他们各说各的方言，属国之下，亦有属国。彼此之间的部落战争，也是打不完的。因此，一个强大而又有“仲裁特权”的汉、唐、宋、元、明、清的朝廷，往往是维持他们之间和平共存的力量。此一小国混战的现象当时不独东亚地区为然。非拉固无论矣，中西欧亦不能免。试看中欧的日耳曼诸小邦，以及西欧的意大利诸小邦，都是在十九世纪末期，才归于统一的，统一之前，他们也是纷争无已时。早年的神圣罗马帝国和中古、近古的教廷，对他们的约束力，还不如帝制时代的中国朝廷也。换言之，那时的中国朝廷在它自己的“世界秩序”之内所发生的作用，正是今日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和“国际仲裁法庭”所发生的作用。因此，中华帝国和它周遭无数小王国之间的国际关系，便类似今日联合国与会员国的关系，是先秦时代“周天子”与诸侯国关系的延续。例如清代西藏的喇嘛政权，到承继问题不能自己解决时，清政府就颁发一“金瓶”，让他们去抽签。蒙古王公和喇嘛斗得不可开交时，乃由清朝廷分别加封，来他个政教分立。只有朝廷才能说了算，也只有朝廷才能维持各地区的区域和平。唐太宗征高丽，邓小平惩越南当然，人类既是好战好杀的下等动物，在任何制度之下，战争都是无法避免的。中国和四邻少数民族小国，就时常打斗。有时也打得十分激烈，如唐太宗征高丽（六四五年），邓小平惩越南（一九七九年），也都发兵数十万。我的越南学生就告诉我说，在越南的历史上，所有越南的“民族英雄”，都是“抗华英雄”。我也告诉他们，历史上在印度支那半岛族群内战中，不知出了多少“民族英雄”，可能百十倍于“抗华英雄”，但是只有“抗华英雄”才能名垂青史，其他英雄们的大名，你们都不知道罢了。诸生大笑称是。我们要知道，在汉唐元明清的强势朝代中，“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为着区域事务，或干脆为着“声威”，都会发生征东、征西一类战争的。可是在六朝和南北宋的弱势朝代里，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一旦诸侯国相互兼并，变得强大了，它就要入主中原，建立其北魏、辽、金、元、清等大帝国，但其所建立的宇宙大帝国的外在形式和内部结构，自秦皇汉武建制以后，两千年中，却一成未变，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千载犹行秦法政”了。这本是一种东方的“世界秩序”，有它自己的运作程序。与西式世界秩序相比，二者之间只有制度之异同，而无政治是非之可言也。这一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宇宙观，和宇宙政府之下运作的外交体制，自然是与西方的体制南辕北辙，但它也是个自成体系、有效运作的制度，一行两千年，未尝瘫痪也。只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制度的挑战之下，无法继续罢了。但是在行将到来的“后现代时期”，它的理论与实践，是否能重发余温，制衡西制？今日似乎言之过早，然并非绝无可能也。君不见，今日美国在波斯湾，不正在大搞其“挟天子，令诸侯”的勾当？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先生，不是华府一手扶植的吗？老美今日偏不许他充分行使职权，岂不怪哉？总之，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战争，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和波黑战争，其性质与结束方式，与一、二次大战及战前之大小战争，均已大异其趣。近年美国所搞的“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一套，已愈来愈像咱东方的老传统。迨地球转入“后现代”或“后西方”时代，政客们纵横之道如何？现在虽言之尚早，然其与现在之截然不同，固不待智者而后明也。现在再回顾一下，看我国外交体制，从近古转近代，是怎样转过来的。有个外交部，没个外交政策鸦片战争后，古老的东方文明被迫作第二次大转型。一转百转，我们的外交建制和操作，也被卷入转型大潮，慢慢转移。从两广总督府，转入中央特设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到一九○一年，吃了八国联军的败仗，才又被迫设立了两千年历史上第一个“外务部”，然后重作冯妇，再习外交。百余年来，这项转型学步的经验，是十分艰难和痛苦的。首先是，近百余来的我国中央政府，虽也有个外交部，却基本上没个“外交政策”。我们所搞的，几乎全部是被动的应付外交，或挨打外交；在国际间的外交行为，始终就未尝采取过主动。此一劣势的形成，虽与国势有关，所谓弱国无外交也；但是我国朝野，对此一新兴行道之无知，也是个主要的因素啊。清末民初那段血泪斑斑的挨打外交，不用谈了，纵在二次大战末期，我们已挤入“四强”之列，但是被欺被宰，还是涕泪横流啊。那是技术落后，愚昧无知的结果，与“弱国外交”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了。麻将桌上四大赌客在二次大战末期，胜利已成定局之时，全球列强，只剩下中、美、英、苏，一桌麻将。六十年后，细谈牌经，历史家不能不说，这场麻将中的最大赢家和最高牌手，实在是老毛子、斯大林也。他原是个局势最危险的德日夹攻、英美暗算的被毁灭对象。但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就能安排中国替他“抗战到底”，而化德日“夹攻”为纳粹“单攻”，何等高明？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他居然又透过雅尔塔、波茨坦两次会议，不费吹灰之力，不特在欧洲囊括了所谓“苏东坡”半边天下，在东亚也掌握了中国东北、蒙古、（北）朝鲜，最后还在中国东北暗助中国共产党入主中原，真是锦上添花。苏联后来之解体，实在是天亡老苏，非战之罪也。四方城中，另一麻将客丘吉尔，也技术非凡。丘氏原意，是在欧洲缓开“第二战场”，务必等到德苏两军皆拼搏至死亡边缘之时，然后来个卞庄刺虎，以英美主力，从东欧的黑海沿岸，抢滩登陆。如此，则约翰黄牛，不但可尽收战败纳粹之所有，同时也可把“北极大熊”赶回北极，以除后患。这着何等厉害。可惜丘某受制于他的“上家”罗斯福，而不能尽展所长。罗某不但有其美国传统的理想主义，他自己也以带病之身，受制于满脑军功而政治木讷的窝囊将领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但是二十世纪毕竟是美国的世纪。在这场麻将中，也只此一家能“不按牌理出牌”，赌本无限故也。朋友，人家输得起嘛！这也就是管仲能搞“九合诸侯”的道理啊。人家本钱无限，你如也想赢点小钱，就得“摸着石头过河”，在霸主身边狐假虎威一番。是非云乎哉？这就是罗丘的关系了。在这场伟大的国际牌局中，本钱既小，而牌技又奇劣者，就是我们的蒋公介石了。他老人家个性倔强，颇有忠肝义胆。一介死士也，烈士也。他搞内交，打内战，有时也有些智慧与手腕，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然终非大器，搞国际外交，没个智囊班底，他就是个一介武夫了。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苏交恶，中国介于其间，举足轻重。运用得当，他原可“坐收两国之金”（这是蒋公最爱阅读的《战国策》上的话）。战后中国共产党员有兵九十万，声势确实不小，但是在美苏夹缝中讨生活，仍是小筹码也。其最终所以能席卷大陆者，蒋氏外交无能，终以一人而与两国一党为敌，麻将技术太鲁，有以致之也。王尔敏式的基本功拙篇本是应老友王尔敏教授之嘱，为他的大著《晚清商约外交》所写的序文。然在拜读王子大著之后，不禁百感潮涌。因为像他这样的专著，在欧美的已发展国家里，真触手即是，无虑数百种也，而且多是现抄现卖，无待于百年之后也。回看国共易手之初，“谁丢掉了中国”，曾变成华府政客的口头禅，杜鲁门政府随即抛出“白皮书”，向国内外解释：谁丢掉了中国？中国自丢之也。何等快捷有力。当时也有策士劝复职了的蒋总统，针锋相对，也发表个“黑皮书”以自白，但是只习惯于江湖外交和忍辱外交的蒋大总统不干也。最后他老人家决定在台北修条“罗斯福路”，以扬罗贬杜，亦可叹之甚矣。（其实那时蒋如真要发表一个“黑皮书”，恐亦编不出来。第一，咱中国搞外交无此传统；第二，中国学术现代化，当时还未化到这个化境。官僚体制与象牙之塔还是个老王家的吹鼓手，你吹你的，我打我的，各不相涉。在此之前，蒋公曾出了一本《中国之命运》。据已故史家萧作梁教授生前告我，此书几个关键章节，是抄自美国作家Robert C.North的“Chinese Communism”。余复查之果然。这就是中国近代外交学的研究，与政府的外交运作无法配合，很可悲的实际事例了。）前节已言之，笔者本人，为着糊口，也曾在海内外学府教过不少堂东亚和中国外交史一类的课程，每苦于无中文参考书，以为点缀。八○年代之初，我又为纽约市大所指派，往中国大陆作交换教授，授美国史及国际关系史诸课程，并曾得机参观大陆各地诸大学有关外交学科的教研情况和图书收藏。斯时开放未几，国内对与外交有关的出版与收藏，可说是一片沙漠，班上纵有极优秀和肯下苦功的青年师生（我班上即有很多优秀的青年大学教师），也苦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回忆笔者于六○年代之初服务哥大期间，曾由联合国文教机构及美国国务院之特颁执照，与北京有关机关做大量图书交换。经我个人手选，由联合国负责运输之交换图书，即包括美国国务院出版，凡七十年未断之全套“外交档案汇编”。窃思中美两国不论为敌为友，有志将来从事外交的中国青年，将来不论为学（做教师），或从政（当外交官），这部绝版书，都是不可或缺的ABC教科书。笔者当年所以费尽心血，搜得一套运往中国者，职业知识分子之职业癖，实有以致之，然亦未尝不是为两国百年之计，作“后人乘凉”之想，未尝计及个人及身而用之也。初不意八○年代自己课堂中，求知若渴之青年学者，竟然有此急需也。迨再过北京细询之，始知此部绝版书，在“文革”期间，竟以七分钱一斤之市价，化为废纸，当年主持交换之负责人，亦因精神分裂，自裁而逝云。真为之惊心动魄。（关于当年中美交换图书，笔者曾另有拙文纪其事，见拙著《知彼知己，认识美国：序王书君著〈太平洋海空战〉》一文。王书于一九八七年，由北京海洋出版社出版。此书在大陆为畅销书，后来亦有台湾版。）所幸，今日大陆不特经济成长，领先世界，外交似亦步入正轨，二者皆鸦片战争以后所未尝有。经济非关本题，从近百年外交史，看今日外交，我们也可以说，从香港顺利回归之日起，百余年来的中国政府，实是第一次有了它自己的“外交政策”，而顺利执行之。现代国家的外交，毕竟是一项专业，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欧美之培养外交专业人才，亦如今日大陆之培养体育明星与歌舞演员，往往都是从中小学即已开始的。至于教研师资之培训，研究成果之累积，与夫图书设备之增置（如今美国常春藤盟校中专设之院系科组），都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一旦有国际外交问题发生，觅对策、访人才，都如探囊取物，而不致手忙脚乱也。忆曾有大陆外交教授告诉我：“我们都是不中用的才留在国内擦黑板，行的都出去做外交官去了呢。”我告诉教授，这怎么可能？外交是专业，与做官不同，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君不闻讼棍如毛的美国法律界，有所谓“出庭律师”与“研究律师”乎？对诉讼案件没有彻底“研究”，何能“出庭”？大律师楼的大老板如尼克松，都不是出庭律师。纵是大出庭律师，其背后亦必有强大的研究集团为其后盾。毛主席说得好：“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外交亦战场也，不知彼知己，怎能乱下雌黄？天才外交，妙手偶得，不足恃也。办外交和研究外交学，必须从根本做起。王尔敏教授这本《晚清商约外交》是一本极其折实的外交学基本著作。可惜百余年来，我国研究外交学、做外交官的“绣花枕头”太多了，很少人愿意练这样的基本功。没基本功而奢言外交学、做外交官，就是“花拳绣腿”了。走上真战场，往往会误国误己的。拜读王兄大著，我希望这是三百篇之首，再有两三百本类似的大著随之而出，我们的外交学就可以全部现代化了。我国经过严格训练的外交官，也就不会再出洋相了。中国现代文化大转型，已进入最后阶段，一转百转，我们外交学转型的完成也会随之而来。希望王教授这本大著，便是这一完成的开始。敬为之序。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序于美国新泽西州从“洋员”到“博士帮”——记近代中国技术官僚的演变绍唐兄：今天接到老朋友赵淑敏教授一张贺年片。贺片之外，她在信内还附寄一封她给您写的信的复印本。读后大为感奋，因而暂时推开案头堆积的小金字塔，也来向您写一封信，就算是淑敏大函的一点点小注脚吧。淑敏、淑侠姐妹在创作界已享名多年。她们前些年访美，我都曾特地邀了些文艺界的朋友们与她们欢叙呢。但是文艺中人却很少知道淑敏（妹妹）也是个历史家，尤其是对中国海关史，有极其深入的研究，著作甚丰。因此，她这封讨论清朝末年“外人帮办税务”的信，也引起我很大的烟丝披里纯（inspiration的音译，“灵感”之意），要来加入讨论一番。我个人曾一再斗胆强调，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便是一部近代中国“转型”史。转型的内容粗浅地说来，便是从“旧式”转“新式”，从“中式”转“西式”——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学艺术、道德标准、价值观念、养生送死、仰事俯畜……乃至穿衣吃饭和整个文化体系都一转百转的。任谁也不能来个“江流石不转”，大家跟着转，都非转不可。这宗七荤八素、晕头转向的大“转型”，大致需时两百年，才能慢慢地安“定”下来，出现个整体的“定型”。既“定”之后，就不会太“乱”了。只有江关海关，没有内贸外贸在这历时两百年的“转型”期中，“转”得最突然的，是那个敏感性最大的文学。一次大战后，中国忽然出了个胆大妄为的小青年胡适之。他要把中国文学，从文言“转”成白话。果然五四运动中，一阵呐喊，三千年不变的文言文学，一下（数年之间）就变成“白话文学”了。另外一个敏感性最大的便是婚姻制度了。辛亥革命成功，民族自由了。一阵自由风吹起，大家都把由盲婚讨来的老婆丢了，大搞其“自由恋爱”来。朋友，自由恋爱，那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好啊！但是有谁能阻止这项婚姻“转型”呢？三千年旧习，“转”于一旦。在政治制度转型的过程中，最敏感的便是那些涉外部门了。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直至清朝咸丰朝，我们那个“宇宙大帝国”是没什么“外交部”一类涉外单位的。“三公九卿”之中，那有什么鸟外交尚书呢！就以“海关”制度来说吧。我们自古向商人抽成的只有“货物税”，没个专管“外贸”的所谓“关税”。在明清两代，我们对商贾抽税最多的关卡是“九江关”。中国财富所在，贸易最盛的地区是长江流域。九江地踞长江腹地，所以九江关是朝廷收入最富的一个大税关。次大的一个税关才是“粤海关”。粤海关因其滨海，故曰“海关”；正如九江关，因其临江，故曰“江关”。二者的性质是完全一样的。按船按货抽税的标准也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内贸”“外贸”之别。再者，那时我们的税率相当低。一般都不到“值百抽五”。至于另加上的“陋规”“红包”等额外勒索，那就因地因官而异了。因此，当早期外人初来中国，都觉得很奇怪，这个国家竟然没个“海关”，当然也没个什么混账的“移民局”了。老兄，我们自己现在也西化了。回头看去，我们祖国当年竟是个货进“免（关）税”，人进“免验”的古怪大国。要知道我们自古以来就是个泱泱的“宇宙国家”，哪像那些碧眼黄须的小气鬼，搞什么“民族国家”“保护关税”呢！我们朝廷那时不许夷商入城杂居，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试问有几家欧洲公司，有几条来自欧洲的商船，不是公海上的海盗？入城杂居，问题多着呢！可是，上述这种千年未变的固定制度，鸦片战后，就全部开始转型了。粤海关大楼旧影清末的大小“洋员”就以我们的“粤海关”来说吧，这个千年未变的大衙门，小变兹多，但它传统办法大致都是习惯性的也是操作最简单的包税制。在十九世纪中期，它每年实收税银最高可达三百万两，而每任海关监督（任期三年）每年向内务府只包缴八十万两，作为修缮皇宫（今故宫博物院）之用，余款则纳入私囊。第一年余款用作还债（谋职的活动费），第二年余款用作孝敬上级和后台老板高干王公，第三年余款，则是“净赚”。所以一任清监督，两百万两雪花银。这就是那道光年间腐烂的粤海关的传统。它操作起来倒也十分简单，一本私藏流水账，便差可应付。用不着什么“簿记”“会计”“统计”等现代花样。来头大，老板硬，钱花的也够，没人敢来查账或登报揭发，难得糊涂、糊涂到底，也倒简单。可是鸦片战后，洋商洋官，要按条约条文，按洋规矩报关纳税，一切按洋理出牌，问题就大起来了。再者，鸦片战败要赔款，朝廷没钱。羊毛出在羊身上，朝廷就要打海关的主意了。洪杨起义之后，上述赔款之外，又多了个“剿平粤匪”的军费问题，海关也是个最大的财源，需加整顿。还有最重要一点，便是洋商难管。在“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保护之下，洋商和走私洋客是不把中国官员看在眼内的。他们赖债、逃税，中国官员也束手无策。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之下，中国官员无现代知识可作科学管理，也没有制伏洋人的行政力量，他们就要借重“洋员”了。这时正好碰上英国要控制“上海关”的恶行。他们既把此恶行造成事实，清方无力扭转，而洋人管关，其行政效率且优于华人——曾国藩所谓“彼虽商贾之国，颇有儒道”。所以，在新成立的“总理衙门”之内担任领导的洋务派首领，大学士文祥，就主张将错就错，干脆雇用“洋员”来越俎代庖了。文祥所保荐的“洋员”，不只毛头小子李泰国呢。最可笑的是，他还说动当时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向华盛顿辞职，转任中国外交大臣，率领大清帝国外交使节团报聘欧美各国呢！关于这位特级“洋员”的传奇故事，我曾写过专文论述之，不再赘。丁韪良文祥并不是第一个用洋员的洋务派，其后大清政府内洋员泛滥成灾，则是从总理衙门开始的。这些洋员中之佼佼者如丁韪良、李提摩太、赫德乃至费正清的老师摩尔斯，都还算是敦品笃学的正派人士，忠于职守，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也颇有贡献。老实说，我国现代化的“企管”，原都是这批洋员搞起来的。抗战前我国仅有的现代机构，号称三大“金饭碗”“铁饭碗”的海关、邮政和铁道，全部是依赖洋员起来的。中国官僚自己还搞不好呢。那时所谓“铁饭碗”，可不是大陆后来的铁饭碗啊！赫德这些洋员至民国初年已渐次被土生的“博士帮”所取代。然迟至“西安事变”，还不是有个端纳，扮演圣诞老人，在被囚者的卧室，出出进进？端纳和陈纳德读者们或许要问，清朝末季何以忽然刮起一阵“洋员”之风呢？真不谈具体、谈抽象，我们还得从“转型”说起。转型者，由旧转新，由中转西，由中古转入现代也。在晚清七十年中，我们政府之中“旧式的”“中式的”和“中古式”的人才，朝廷开科取士，可以无限制供应。可是要找一点“新式的”“西式的”和“现代化”的人才，那就搜遍神州也难找到三两位了。纵使有几个洋人训练的若干华裔通才或专家，像容闳、严复、詹天佑和孙中山，他们在那“科甲出身”所把持的官僚体制中，也遭受歧视，无法出头。容闳一怒去参加长毛，谁知长毛比鞑虏更反动。严复收起洋书去参加科举，却累考不中。孙中山“上书”不成，怀才不遇，乃愤而造反。其中只詹天佑一人稍展所长，亦未蒙重用。但是朝廷要通洋务、办新政，和洋人打交道，没有新式人才，又从何办起呢？丁韪良在其自传中把大学士文祥推崇备至，说他是大政治家、学者和诗人；但是讨论起国际事务来，则文祥只是个“儿童”。像文祥这样的洋务派，他们那时连什么叫“公海”、什么叫“国际法”、什么叫“主权”“宗主权”都茫无所知，更不用谈什么“代议政府”“民主”“人权”和什么“mo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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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endi（妥协，权宜之计）”了。既然连这些最起码的概念都不懂，那如何去搞新政呢？这样他们就只有去雇用那些略通汉语的“洋员”了。张学良将军曾重用洋员端纳，并把他介绍给蒋公夫妇。清末那些洋务派如恭王、文祥、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等等，每人身边都雇用了一两位“端纳”。没个端纳，他们搞洋务、搞新政，就寸步难行！可以理解吧。端纳与张学良这些“洋员”，在他们本国大致都是些不见经传的人物，甚或是“瘪三”，但是一旦被中国政府看中，派为洋员，便可立刻跻身廊庙，参加最高决策。像“西安事变”中的端纳，便是个最好最近的例子。抗战期间的陈纳德将军也不例外。陈纳德本是美国空军中的一个上尉。因为耳聋被强迫退伍失业，乃改行为“售货员”，到远东来推销美国飞机。先去日本，后来中国。那时的中国空军的“顾问”（洋员），几乎全为意大利人所包办。但是我们的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少将，却想找一位美国顾问。这样陈纳德就由他的美国友人向蒋夫人诳报为已退休的美国空军上校。晋谒之后，秘书长对他印象极好。他既然曾任美国空军的“上校”，没二话，便受派为中国空军“少将”。月薪千元（当时“国府委员”月薪只八百元），副官、司机、保镖、厨司，应有尽有。一夕之间，平步青云，连升四级。到头来还离掉老妻，在中国讨了个如花美眷。英雄美人，誉传青史。陈纳德陈纳德将军在中国的贡献之大，尽人皆知，无待多述。而陈氏也毕竟是条好汉，英雄不论出身低。上述故事都是他在自传内坦坦白白说出的，一句没有遮掩，当然遮掩也无益。只是写自传的人（人人如此），难免都有点自我吹牛。在自传中他说他驾驶的美国战斗机内，曾找到敌机射入的枪弹，那就是胡吹了。耳聋之人，还能和敌机作“狗斗（dogfight）”？作者自己也没有交代他何时何地与日机“狗斗”过。“北京饭店”的西餐厅端纳和陈纳德的故事，虽然是清末“洋员”故事的回光返照，但是其内容也是很标准的。淑敏说李泰国是“毛头小子”。其实那些驰名国史的洋员，很少不是毛头小子出身的。只有极少数是例外。例如吃了杨度大亏的，袁大总统的洋员（宪法顾问）古德诺就不是个毛头小子。古氏来华前任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长，嗣任约翰·霍普斯金大学校长。要不是被杨度捣了蛋，他可能要被共和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接威尔逊的班，当选美国总统呢！总之，洋员不论大小，倒霉的古德诺之外，他们对中国都有或大或小的贡献，其余波至今未息。笔者亲身所见这类故事就很多，举一个“北京饭店”之内所发生的小例子，聊博吾兄一粲，亦可概其余。那座位于天安门之侧，世界闻名的“北京饭店”，其中有个西餐厅。笔者在八○年代之初，亦尝随友观光。见那灰溜溜、懒洋洋的情况，便觉它名实不副。继见其咖啡装在茶壶里，一面煎鸡蛋被煎成两面黄，才知道它价钱不算贵，而生意如此清淡的道理。一位长住该店的老华侨实在气愤不过，她指着一位领班服务员向我说：“他不知是几级干部？你看他那副死样子！”数年之后，笔者又有幸旧地重访，以其价钱公道也。谁知道一脚踏入原厅，不禁大吃一惊。厅犹是也，却容光焕发，生意兴隆。顾客排长龙而入，个个满意。笔者穷酸，早餐满意之后，多少亦小呼负负，因其价钱亦超过原价一倍以上也。价钱公道，门可罗雀；价钱增倍，户限为穿，啥个道理呢！不禁怪而询之。一位青年经理告我，由于营业亏损，原先那位经理被撤换了。新经理是特地外聘的洋人。这位洋经理接事之后，第一桩事便是把价格提高一倍，接着便是汰冗员和整顿内部……时不旋踵，便长龙大排，财源似水了。闻小经理之言，老教授不禁自叹曰：“北京饭店也找到了一位‘李泰国’！”绍唐兄，北京饭店是世界级的五星大旅馆，住客如云。老唐写报告文学，敢无中生有，胡扯一通？不过这类事搞久了，往往亦发生崇洋媚外的反效果。你看上海那座希尔顿之内的华员的态度就很明显。他们见到洋客个个笑脸相迎；华客来访，往往一问三不理，王顾左右，奴气熏人。所以，我也要向淑敏嫂解释：在吴建彰和李泰国之间，你要叫我选择哪一位，实在很难说。咖啡装在茶壶里所以，清末的“洋员”把他们按性质分类，实在只是一种“技术官僚”，甚或只是一种“技术员”。因为我们社会转型是自东向西转的。我们多的是东方式官僚，东方式技工，却缺少西式的“技术官僚”和西式“技术员”。在西式人才难得的时代，有关洋务，事无大小，我们只好向番鬼佬求助了。大事如设立海关、开凿煤矿、厘订条约等等，我们非求助于洋专家不可；小事如“茶壶不能装咖啡”“一面煎鸡蛋不能煎成两面黄”，甚至怎样“打网球”“乘汽车”“抱女人”“穿西裤”等等小事，都要有洋员指导。顾维钧先生以前就告诉过我民国初年一记穿裤子的风波。因为民初官场规定的“礼服”，是戴“五加仑”高帽的西式大礼服。这种大礼服买来容易，有钱就行。可是如何穿法，却大有文章，非有专家指导不可也。某总长级高官，在一次国宴中，因身边无“洋员”可备咨询，误听“秘书”之言，把裤子穿错了。读者欲知其详，以后面谈吧。否则到哥伦比亚大学“顾维钧档案室”，翻翻原稿也行。穿裤子有什么了不起呢？初不知裤子也代表文化。不同文化之间有“文化冲突”；不同的裤子之间，亦有裤子冲突嘛。前些年美国总统就职大典，在国宴酒会上，还不是有东方贵宾，穿错了裤子！穿裤子的学问大矣哉。或问：咖啡为什么不能放在茶壶里呢？事实上这就和穿裤子一样了。某种饮料有某种喝法，某种裤子要有某种穿法。其实裤以蔽体，茶以解渴。怎样穿？怎样喝？本是小事。可是，这就是文化嘛。文化由简入繁，本来就是无事生非，自找麻烦嘛。不幸的是，我们这宗东方文明至今还是个“衰世文明”。一个衰世文明向一个西式的“盛世文明”转型。茶壶酒壶小事也，但是正如大炮筒上晒裤子，一叶知秋嘛！挑在眼皮上的小事都是二百五，操心暗室、闭门造车的大事，也就不可能是五百二也。我们既然“事事不如人”（胡适警语），事事要向人学步，那么把咖啡装在茶壶里，这个五星级大旅馆，就要摘掉三颗星星了。本来嘛，搞搞“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经济实惠，古意盎然，没啥不好嘛。谁叫我们要去搞个什么“改革开放”，什么“现代化”，什么“向先进国家看齐”，要开设“观光大酒店”呢？要向先进国家看齐，自己又搞不来，甚至连穿裤子、打网球、坐汽车……都要找洋裤专家、网球秘书、汽车顾问，则洋员（很多都是瘪三）就泛滥成灾了。从“幼童留学”到“博士帮”在光绪初年，像李鸿章、张之洞这一类有远见的地方官，就知道专靠“洋员”不是办法。他们要训练土员搞洋务。但是土员舌头硬，连个ABC也说不好，最后只好送“幼童留学”。又谁知这些乖乖宝宝的“幼童”，一到美国很快就被美国习俗“污染”了。他们要“割辫子”，拒绝向上级“下跪请安”和口称“大人”，他们甚或取了汤姆、亨利一类的洋名字，要与“大人”“握手”，与女人“自由恋爱”，乃至信奉洋教。总之，他们都变成黄皮肤的“洋员”了，甚至比洋员还要“洋”，比洋员对中国的不满意见还要多。大学士、总督、巡抚，吃他们不消——幼童留学便彻底失败了。失败之后，他们又鼓励起老童留学来。其后得到洋人解囊回馈，就变成“庚款留学”了。绍公，我们是个早熟的民族。在蒋公那一代，他们都是十四五岁就结婚了，十五六岁就变成有家室之累的“成年人”和拖儿带女的“爸爸”了。把这批“成年人”和“爸爸”们，送出国去留学，他们的反应，自然就和以前的“幼童”不一样了。这些人像王宠惠、顾维钧、王正廷、蒋梦麟、梅贻琦、胡适等等，本质上都是传统社会中士大夫的接班人。他们在海外学得好的，那就是真正的“中西之学俱粹”了。纵使未学好，至少也说得满口洋文，中西常识兼备，不在瘪三洋员之下。加以时代变了，科举废除，举人进士不值钱了。再加上民国肇建，西式大礼服代替了补褂朝珠，会穿洋裤子也变成专家，他们这批“博士帮”就左右逢源，上下兼通，一枝独秀了。这种博士帮在民国初年，基本上是一群“技术官僚”，以西学西语，干禄公卿，听凭雇主招募，作三朝元老是不拘小节的。我曾写过闲文讨论过他们，于此不再多赘。（附注：早期留日留俄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不是“技术官僚”，而是“职业革命家”。）绍公，为淑敏一函，我就七扯八拉说了这一大套离题万里的话。然虽是微言敝帚，享之千金，亦未始毫无大义也。罪过罪过，乞兄教之。恭祝兄嫂及贵社诸君子淑女春节康乐弟德刚再拜未完芜笺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日补写于北林寓所纪念怡和丝茶行的“浩官”——英商“怡和洋行”的由来由于前不久把总部撤出香港，英商“怡和洋行”引起震动。“怡和洋行”曾左右了香港金融乃至抗战前的中国外贸（包括长江航运）至数十年之久，真可说是财倾中外。但是有谁知道它原是做我们中国广州的“怡和丝茶行”，欧美代理人起家的呢？有谁知道它是先做代理人，最后反客为主，占用了老招牌而神气了一百多年呢？这段历史说来话长，但不妨三言两语地讲个小掌故：须知在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九四二年）前的一两个世纪里，世界上搞国际贸易的最大商行不在伦敦，更不在纽约，而是总部设在广州的中国丝茶行，所谓“十三行”。而“十三行”中资本最雄厚的，便是伍家经营的“怡和丝茶行”了。伍家原籍福建，福建人把茶叫作Tea，他们包办了欧美的茶叶贸易，Tea就扬名天下了。美国人就是为着福建的“乌龙Tea”，和英皇打了一场“乌龙”战争，才独立起来的。所以美国最早的“党”不是“民主党”，更不是“共和党”，而是首先打起这宗独立战争的“茶党”（Tea Party）。伍秉鉴画像（英国画家乔治·钱纳利绘）伍家怡和洋行的创办人叫伍国莹（一七三一—一八○○年），他为了和洋人打交道，乃花钱给自己捐了个官名叫“浩官”（Howqua），行名“怡和”（Ewo），大致成立于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年）左右。其后由国莹的二子秉钧接长。不幸在嘉庆五、六年间他父子相继病殁，乃由国莹第三子秉鉴号敦元（一七六九—一八四三年）接任浩官，继长怡和。敦元年老退休，乃由他四子元华继任。元华不幸于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病死，乃由敦元第五子崇曜接长怡和。伍祟曜（一八一○—一八六三年）十三岁就考取秀才，二十一岁便由道光皇帝破例钦赐举人，去北京会试。祟曜原是个才子，想中进士、点翰林、做大官的。不幸四考四落，中不了进士，而乃兄又病死，怡和无主，只好弃学返商，又当起浩官了。怡和在伍秉鉴时代已积有资本两千六百万银圆，允称世界首富。迨崇曜接长时更是一帆风顺。据当时美商估计，其家当已增长数倍。吾人今日搞进出口都是以美金为标准的。可是在十九世纪中叶，则是以墨西哥铸造的银圆，所谓“鹰洋”（重中国库秤七钱二分）为标准。伍敦元有家当两千六百万，伍崇曜近亿。以当时的购买力，折成今日美金，那还得了！让我们再看看与伍家同时的美国第一富豪的亚斯特家族。亚斯特父子（John Jacob Astor，1763—1848 and William B.Astor，1792—1875）当年是垄断对华皮货贸易起家的。后来又是纽约市的地皮大王，号称“纽约市的地主”。当今世界拥有卧房一千间以上，最豪华的“华尔道夫大旅馆”当时就是亚斯特家族的私产，其富可知。但是他亚氏家族财产总值不过两千万银圆。相形之下，怡和伍家究竟有钱到何种程度就不需多说了。当年在英商东印度公司里有两个贩卖鸦片的小经理叫渣甸和麦迪臣的，原只是伍老板对欧美的卖办（不是买办）。后来伍家和大清帝国一道倒了，伟大的“怡和”行名，就被他二人的公司冒用了，以至于今日！浩官爷，尤其是伍崇曜，不只是个生意人呢。他在中国原是救灾救难的第一号大善人。他也是我们文化界了不起的大护法和没有完成论文的博士生。他后来出资刊刻了好多绝版孤本和时贤著作，如《楚庭耆旧遗诗》《岭南遗书》《粤十三家集》《舆地纪胜》《粤雅堂丛书》。看到今日“怡和”，我就想到我们自己的“浩官”。更希望我们搞进出口的朋友们，再多出几位“浩官”来。一九九四年五月十五日为美国中华进出口商会会刊作对人类未来科技战争的联想我们现在在美国西海岸的加州度假。此地四季如春，真是有所谓“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果”。新开发的旧金山市郊，较东海岸纽约的郊区，更为整洁和现代化。我在此除携同幼孙男女游水打球之外，有空也在看看书，并继续写写我自己的历史哲学，谈谈“不连续阶段论”，为中国近现代史，做点“解惑”的工作。想不到昨天携同幼孙男女去看了一场机器人擂台比武“秀”。这台闹剧，观众在大笑大叫之后，我这个“历史家”竟自觉迂腐难当，不能再谈什么历史哲学了，而想谈谈所见的机器人比武打架这一令我笑得、叫得眼泪直流的“儿戏”。我的小孙子，看得直跳、直拍手。和他一起去的邻居小孩，也为自己的爸爸未去而可惜，说他爸爸“miss such a good show”。可是他们哪知道，我这个爷爷在和他们一样不失童心之余，却忧心忡忡。因为我这个敏感的“历史家”，由此联想到了二十一世纪的国际战争，甚或是一场“中美大战”的远景！贵刊的读者们，想必都已在电视上看到了七月四日（美国独立纪念日）美制机器人登陆火星的那个镜头。那位在火星上工作的美国机器人，是一位可敬可爱的青年科学家。他在采取标本，传回地球做科学实验，造福人类。但你没看到那些在瓦岗寨、在梁山泊上发疯的机器好汉吧？若把这批野蛮的机器鲁智深、机器程咬金送进北京的东安市场或台北的忠孝东路，发起疯来，那还得了。美谚有云：“野牛进了玻璃店（A bull in glass shop）”。发起疯来，如何是好？这就是我所看到的“秀”了。全国机器人来此大比武话说这个机器人比武秀，在此已有四年的历史了。最开始是由一些有赚钱头脑的商人，号召全国各地制造机器人的业余玩家，把他们制造的机器人，都集中到旧金山来，比武一下，看谁强！美国是个集会结社最自由的国家，任何业余爱好都有他业余俱乐部组织。例如麻将俱乐部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最盛时有会员三百万人。但是美国人太忙，没工夫打麻将，所以麻将俱乐部始终兴盛不起来。我们中国闲人太多，人人都爱好这一“国技”。大街小巷碰吃之声，不绝于耳。但是就没个“麻将俱乐部”。真要组织起俱乐部来（像一些国剧社、京剧社），那一定会搞肢体抗争，打他个头破血流；绝不会搞成像老美俱乐部那样互敬互爱、其乐融融。老美今日各地都有其业余机器人俱乐部的组织。一经号召，大家便集中到旧金山来“俱乐”一番。同好、同玩、同乐，好不得意也哉。大家都来了，政府和科技教育界，认为这是有益身心、增长科技知识的正当娱乐，于是提供一切方便，为人民服务。美国的国家公园等公共设施，那才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呢！至于商人呢？也不是全向“钱”看。他们赚钱，也要让花钱的人花得舒舒服服，心安理得。正当的商人，不会巧取豪夺，更不会胡乱骗人。商有商德，赚钱也有其分寸。你说美国是美帝，纵使如此，也盗亦有道。这些都是我们开放中、开发中国家，所应虚心学习的。不应举一反三，以偏概全。打擂台分三级这场比武的擂台，是设在旧金山西南滨海的梅森堡中心。比武场地（我们中国武侠小说上叫“擂台”）约一个篮球场大小。四周设有八尺六寸高的防弹玻璃墙。观众约一千三百人，在梯形看台上围墙而坐。墙边设有一小型指挥台，由参赛制作人手执遥控器，在墙外揿钮指挥墙内勇士如何搏斗。最年轻的指挥官，是一个只有十三岁的小女娃。擂台规则是，动手动脚和十八般武器样样可用，但是放机枪、投炸弹则只许表演，不许参赛。擂台之内的场地，四周沿墙则设有长满铁钉的自动木杠和长木板。另有形如俄国镰刀的自动、大铁钩两只。若有武士误入禁地，不是被棍棒驱逐，就是被大铁钩插死！油锅刀山，形势森森。参加搏斗的机器武士，形状不拘，按体重共分三级。五十磅以下、可以手提的武士为轻量级，五十磅至一百磅为中级，一百磅以上为重级。最重的那条机蟒长逾十五尺，血盆大口，满嘴钢牙利齿，周身铁甲。宣讲员似乎未报重量，在我看来，其重量应在三百磅以上。和它对阵的那个钢铁大恐龙，头高六尺以上，肚子像个小坦克，重量也是不轻的。至于那些放枪放炮只许表演不许参赛的家伙，其厉害就不用谈了，有一位宝贝投出镖枪，可以插穿一片钢板。如果被投歪了，那四周的观众就遭殃了，所以要用防弹玻璃把擂台围住。前年防弹玻璃仅三尺高，去年增至五尺，今年升至八尺半。比武规则是各武士按重量一对一登台决斗。斗起来，心要狠、手要辣。在十五分钟之内，要能把对手打得粉身碎骨才过瘾，才算真好汉；不像长皮肉的拳师，咬掉对方耳朵就被罚出场那么窝囊。四周观众一千三百人，男女老幼，五色洋人，可以自备粮饷，热狗、可乐、芋条、汉堡，随意大吃大喝。精神饱满，好为决斗勇士，挥拳蹬足，呐喊助阵。决斗到高潮时，刀斧铿锵，加上千人呐喊之声，可以震破屋梁。为保护你的耳膜，入场之时每人免费赠耳塞二个。笔者与台湾的柏杨老先生同庚，自惭老迈，耳朵不灵，为保护幼孙，坚嘱他们带上耳塞。自己则有恃无恐，谁知倚老卖老，几乎被震得两耳失聪。铁乌龟对决全场三级参赛勇士每天有四十余位，三天赛期，总该在百人以上。一对一决斗，不论死活，均十五分钟一场。胜者亦如斗鸡场的雄鸡、蟋蟀缸中的胜蟋蟀，雄赳赳、气昂昂，不可一世。其主人还可赢得奖金五千元和奖杯一座。打败的当然也就像落毛的败鸡、哀鸣的蟋蟀，灰溜溜也，不用说矣。二者我在抗战时期的祖国，都亲眼见过，余味犹存也。这次我们看到的头一场，是两个各重五十来磅的铁乌龟对决。这两只分别来自美西两州的铁乌龟，其形象像两个向一边倾斜的不锈钢方铁盒。由各自的主人提携入场，各据一端。决斗之前“来将通名”，各有响珰珰的武士之名，像什么黄天霸、窦尔敦等等。铁乌龟，是为读者方便，我替它们取的代名词。一切就绪，宣讲员在大喇叭中大叫Ready—5。全场一千三百助威者（当然包括我的孙男孙女和我老汉自己），也跟着大叫“四—三—二—一”（好像“香港回归”倒计时）。两个乌龟勇士就开始摩拳擦掌，蠕蠕而动了。由小动到大动，取好位置，像台湾的飙车儿郎，分别以五十公里时速，迎头撞去，来个Head—on，铿然一声，撞得团团转。两个乌龟的肢体抗争，虽或没有台湾民意代表们那样激烈，但是从一旁一千三百个助威群众的大嘴巴里嚷出的喝彩声，却遮天盖地，震耳欲聋，好不乐煞人也！我叫它们做乌龟，也不是一味胡说的。因为我在电视节目里，就看过体积和它们相同的非洲乌龟，在沙漠里为爱情决斗。乌龟打架是既不能动口，也不能动手的。它们的胜负取决于谁能把谁撞翻。乌龟是不能翻身的，一旦力有不敌，被情敌撞翻，要翻回头就很困难了。有时需要数分钟，乃至数十分钟，甚至根本翻不回来，就被沙漠上的赤道太阳晒死了。纵能努力翻回头，然时移势异，“美龟已属沙咤利”，翻回来也是枉然，倒不如在沙漠中晒死算了。这两个铁乌龟在如雷的喝彩声中，大撞特撞，最后总算乌龟A把乌龟B撞得四轮朝天，在一千三百个笑掉眼泪的助威者声中，光荣收场。好不热闹也哉！接着而来的数场“轻量”赛，无场不精彩，无场观众不喊破喉咙，笑得掉出眼泪来。单刃对九刃在数场“中级赛”中，那就不止于滑稽突梯了。那种刀砍斧劈、血肉横飞，足使你惊心动魄。一位机器勇士上场，身佩九刃——九架运转如风的八寸圆锯。下有九条钢腿，足着橡皮厚靴，上山下楼，伸缩自如。它的对手方则是一辆小型坦克，车头载一突出的直径约二十寸的钢锯。旋转起来，风声习习。在它们初次交手时，小锯不敌大锯。小锯被锯得腿断刀翻，火花四射，遍体鳞伤。小锯自知不敌，乃改变套路，转往敌后。这一战略改变，果然生效。原来大锯只能向前，不能顾后。在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停我扰的情况之下，被小锯咬住屁股，黏上身来，逃跑不了，屁股被锯得裂痕斑斑。但是锯子太小，屁股太大，终难致命。不意小锯另有一套“沾绵拳”的本领，利用钢腿伸缩，皮靴胶着，三圈两转，竟然扑上大锯的屁股。九刃齐发，终将强敌屁股锯下一半。大锯吼声如雷，但是无法回头，终于在全场千人喊杀声中，殉职横尸于沙场之上。真是呜呼哀哉，惨烈无比。粉身碎骨在重量级初赛时，是两辆坦克对决。第一辆形如飞碟，全身不锈钢，发出闪闪冷光，伏在地上，像一只倒置的铁锅。它无头无尾、无手无腿。本领只限于旋转如飞，横行如电，以撞敌为乐，这点倒颇像台湾的飙车少年。第二辆坦克，则像一辆真坦克，厚胶履带、钢铁齿轮，一应俱全。车前突出的长筒平射炮，因禁止开火，乃改装成丈八长矛。以坦克之力，推出丈八蛇矛，那长坂坡的张翼德何能相比。长矛之外，车身且暗藏武器，有铁钩、有利斧。当两雄纠缠近身肉搏时，则钩斧齐出，如不把强敌剁成肉糜，也可劈成两瓣。双方由各自主人推上战场时，都赢了个“满堂采”，真是太平洋沙滩上的潮水都为之倒流。双方取好位置，长皮肉的两造主人，退出场外，防弹玻璃大门锁紧。在“五—四—三—二—一”的助阵喊声里，两壮士左右扭转，运行热身。然后站好阵地，怒目相视，全场两千六百只眼睛，也目不转睛，鸦雀无声，屏息以待。忽见二勇士自擂台两端，铆足气力，一下以最高速率，冲向对方。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噼啪一声巨响，铁甲横飞。观众定睛一看，只见那飞碟还在就地旋转，而长矛坦克，则被撞得粉身碎骨。丈八长矛和两条履带都断成数节，乱抛地上；钢肚之内也肠胃皆出，无数毁坏的齿轮当中，有的还在急速自转。全场见状，顿时一阵彩声，整个看台爆炸了。胜利者为答谢彩声，迅速绕场旋转，多谢诸位捧场。重量级里，还有流星锤（重十余磅）对勾连枪等数场，也都精彩绝伦。可惜限于篇幅，老汉又嘴笨笔拙，描绘不尽，殊以为歉。巨蟒虽败，后患无穷本日收场的压轴战，便是首节所述的钢铁制造、电脑指挥的大蟒蛇和恐龙的对决了。当六尺恐龙被推入场时，全场不免一片啧啧之声，惊奇不已。当机蟒大王乘了两辆板车，由六个车夫推着，施施而来时，全场为之大“啊”一阵，以其形状逼人也。可是两位都因体形粗壮，大汉半呆，打斗并不激烈。蟒蛇的本领有二：一是以它粗而长的蛇身，把对方一圈圈裹住，勒死；二是张开血盆大口，把对方吞入腹中。读者知否？抗战期间，我远征军健儿在缅甸野人山，曾打死一条巨蟒。以其腹部特别胀大，好奇的官兵乃剖而视之。竟发现它腹内除人骨之外，还有一顶钢盔、两颗手榴弹、钢笔、手表和枪弹水壶。勒而吞之，这就是巨蟒的最大本领。如今这条钢铁大机蟒也如法炮制。它扭动全身要把恐龙裹住勒死。不幸它自己裹不住恐龙，纵使裹住也勒它不死。它张开血盆大口，要把恐龙吞下。它大嘴猛张，却无法吞下恐龙，而恐龙的数尺长颈之端的铁头、钢牙、利齿，却可不断地居高临下，向巨蟒猛袭，把它的铁甲一片片打开，五脏一件件打烂。巨蟒最初还拱起扭转躲避，渐渐地它就开始瘫痪地上，终于长眠不起了。观众此时并没有为胜利者助威呐喊，大概认为它虽胜不武吧。大家对败者口张鳞破，无声地死去，反发出些同情与惋惜之声。一位坐在我们邻座的金发女郎，似乎有怪于巨蟒的设计人设计不周，说：“这条蟒蛇根本不可能吞下那恐龙。”我说，“但是它可以一口把你吞下去啊。”她笑着点点头说：“This l am sure.”（这点我倒毫不怀疑）。但是与她同来的姐妹，似乎看得很过瘾。她说她喜欢紧张刺激，但是却憎恨看拳赛。那种把耳朵咬掉，打得鲜血淋漓，卧地不起，实在倒胃口。不像这场Robot Wars，虽也打得粉身碎骨，刺激紧张，但毫不恶心。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归途和晚餐桌上，孩子们仍口沫横飞，指手画脚地大谈其机器人大决斗。而我这个久经战祸，草木皆兵，专好杞人忧天的老头儿，却另有梦魇。我回忆到抗战时期的重庆。敌人发动九十架飞机在上空对我们搞“疲劳轰炸”“糜烂轰炸”，炸得山摇地动。而我们那批顽童还若无其事地在防空洞内下象棋、打桥牌、拉胡琴。烛影摇红，悠哉悠哉。那时的日本小鬼，如自天空投下数百条（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钢铁大蟒蛇，在敌人遥控之下，无孔不入，摇头摆尾，施施然进入洞来，那如何是好？朋友，莫嫌老汉瞎紧张，一想起来，真食不甘味，夜不成眠呢。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也想到一位已故老友殉梦的情形。他在半夜三更忽然在床上坐起，大呼：“可怕极了！可怕极了！”把身边的夫人也惊醒了。问明了，原来是一场梦魇。二人继续睡下，等到早晨要上班了，他还未醒来，夫人去叫他，才知道他已过去了。我们老朋友们悼念他的突然逝世，有的说他在梦中可能碰到“前世”的仇人，也有可能他梦见了毛主席的红卫兵（他是“文革”后才离开大陆的）。其实他如梦中发现防空洞里进来一条大蟒蛇，也可以被吓死的，因为抗战期间他也在重庆读大学。抗战时期，华北敌后的八路军也在和敌人大打其“地道战”。神龙见首不见尾，打得日军毫无办法。二战末期，日本人打不过美国人，也开始向我们的八路军学习打地道战。其中最惨烈的“硫磺岛之战”，便是数万日军在地洞内死守，直至最后一人。数万美军在洞外攻坚，损失也在一半以上。美国人性命宝贵，死伤太大，于是就改变战略，不敢在日本本土登陆了。可惜当年的美军还没有今日的儿童玩具。老美那时如有此玩意儿，当时如能送数十条口吐烈火，无孔不入的钢铁大蟒蛇，登陆硫磺岛，则GI（美兵通称）不折一兵一卒，洞内日本小鬼，势必全歼无遣了。二战后相继发生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老美被打得夹尾而逃，也都是“地道战”的功能，无待细说。毛主席老人家目光是锐敏的。一见及此，句句发金光的“毛泽东思想”，就出现“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九字真言了。在毛泽东“三线”战略思想的指导之下，“深挖洞”不但可以“抗美援朝”，更可以“抗苏防修”，保卫正统共产主义。当笔者在一九七二年第一次回国时，正是珍宝岛事件后防苏修的高潮期。据说早年国民党在大后方重庆一带所挖的防空洞，后来还能被当地小流氓废物利用作地下赌场；共产党在我们黄淮大平原一带所挖的千百里的土洞，后来都积水坍方，弄得不堪收拾。笔者初见此土洞时，心中有说不出的矛盾感想。挖洞御敌原是我的安徽老乡曹操和朱元璋的老办法，据说犹有遗址可考。但这老办法，在核子战争时代仍然可用？再想想，在这核子战争中不用此老办法，还有什么其他新办法呢？君不见原子弹的祖国老美，那时不也正在大挖其洞？在当年美苏冷战期间，美国曾有一部票房纪录极高的电影叫《俄国人来了》。笔者亦曾被它笑得腰酸泪流。美国人那时对俄国人怕得要死。老毛子的确也曾把他们的导弹搬到古巴，向华盛顿和纽约瞄准过。俄国人真的来了，怎么办？老美无他途可逃，也只好实行毛泽东思想，来他个“深挖洞，广积粮”。一九七一—一九七二之间，我在纽约州立大学昂里昂特分校当了一学年的访问教授。校园之后有一座石山，其体积大致略小于南京的紫金山。据校中同事告诉我，那将是“核大战时纽约州的州政府总部”。因为那座山已被挖空，内部一切设备齐全。一旦俄国人来了，则州长和夫人立刻可率大小官员数千人入山避难；并以最有效率的地下通信设备，指挥全州三千万军民“反共抗俄”！但是俄国人不来的话，则这个伟大的地下宫，每年还需百万元的维持费，以免它变成地下赌场或积水坍方。不幸俄国人一直没有来，而州长每年预算照列，议会坚吝不通过，两方政客七嘴八舌地吵闹，才把这一大秘密曝光云云。这是我在课余听到的小道消息，事不干己，所以也无心搞“小心求证”，至今一直存疑。姑且写出所闻，读者信不信就由你吧。那时的美国，尤其是纽约市，“地下避难所”的招贴简直是遮天盖地，随处皆有，以便警报一发，市民知所逃避也。美国所有的高楼大厦，皆有地下室。前些年被炸的世界贸易中心双塔大厦（编者注：这里指的是1993年3月26日发生在世界贸易中心北楼地下停车场的爆炸案），地下室至少在五层以上，再加排水通风、货运人行的地道，纵横交错，都是最好的空袭避难所（我们习惯叫作防空洞）。哥伦比亚大学有大小楼数十座，楼楼有地道相通，连成一大八阵图，复道多余，且被封闭成百米靶场，你可以去打靶开枪。学生所用的奥林匹克地下大泳池之下层，还有教授专用小池，学生止步也。它这个八阵图，在该校教书六十年的老教授一旦误入其中，也要晕头转向，不知进退何方。而愚小子当年在其中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其原因便是不才曾在哥大打工，做过两年书童，运书送货，无孔不入，故颇知其迂回门径。“俄国人来了”，不愁无处可逃也。今日老电影已卖不了钱。新电影“中国人来了”，可能正在设计中。中国人今日竟然可向美国人说“不”，美国就要喊“中国人来了”。老兄，咱中国厚颜无耻地做了洋大人二百年的“低头犬”，现在偶尔向那些目空一切、横行霸道的老帝国主义，阿Q一下，咧咧嘴、露露牙齿，“威胁”一下，有何不好？君不见，今次纽约百老汇上，两万华人庆祝香港回归大游行。愚老汉夫妇，将谓偷闲学少年，在烈日之下，也与众后生挥拳大叫。奶奶的，和尚摸得我摸不得？教授爷、大师，这叫啥鸟民族主义呢？阿Q们借机宣泄宣泄罢了。你说出口鸟气，不应该？孔令杰的地下桃花源话说回头，二次大战后，最有趣的花边新闻，还是我们的孔令杰兄在美国得克萨斯州所建造的私家地下避难所。据他的原始设计师和建筑师所透露的消息，这个避难所是建在一个大湖之下（可能是因为湖水可以隔绝原子弹爆炸后所发出的辐射线），其规模可能与上述大山之中纽约州政府所建的避难所相伯仲。其中除生活起居的设备之外，还有商场、医院、健身房……甚至私办监狱，在大清帝国时代叫作“私班房”。既有私班房，应该就还有私家警察和警察局。在“广积粮”一项之下，仓库里也聚有五年之粮，因为原子战争中所遗留下的原子尘，非有五年长的时间不能消散。所以一旦“俄国人来了”，他们孔府全家和近亲旧友，便全部躲入湖下地宫，大门一关五年，就来他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矣。五年之后，再自桃花源中返回人世，原子大战后的地球，就已变成面目全非、另一世界的“晋太元中”了。这一孔府地宫的故事，在美苏冷战的高潮期，美国数大媒体（包括《纽约时报》），都有详尽的报道。笔者孤陋，记忆所及，亦未见孔府有何驳斥。据小可判断，媒体可能有渲染和夸大，但是这座孔府原子弹避难所，难免也是事实。令杰兄当然更有足够的财力加以建造。君不闻，今年春季，香港曾有个无名氏向美国的韦尔斯利学院（宋氏三姐妹的母校）和奥柏林学院（孔样熙先生的母校）各捐美金五百万。这两笔巨额捐款，都是两校所空前的。两校当局最初得此消息时，还以为是愚人节式的恶作剧和开玩笑呢！这些钱显然是属于同一财团。他们迟至今日尚有此闲钱，极盛时期可想而知矣。其实这故事并不是出自“小道消息”或“街谈巷议”。那是当时数家大媒体的专栏报道。我不过是节译转述而已。台北的《中国时报》和《联合报》，当年或许也有过节译，或许不敢。我曾想去问问逝世前的孔令侃先生有关此事的详情，可惜他竟溘然而逝。令侃生前曾向张少帅和王铁汉将军说：“德刚是我的老朋友”。“老朋友”，不敢当也，老相识，则有之。因为当年我们在哥大搞口述历史时，孔祥熙先生是我们最早的访问对象，令侃和我们也时有往还。说句公正话，左翼史家甚至连右翼史家在内，都说孔家偌大财产，是取自贪污。其实当年那个大贫小贫的中国，贪不了如此大污也。令仪（孔庸公的长女）说，他们孔家原是山西票号。山西票号的确是当年大清帝国、王公贵族的大管家，甚至是一种皇商。但是皇商贵如曹寅父子也聚不了多少钱，抄他家的雍正皇帝都觉得奇怪。孔祥熙早年在YMCA（青年会）打工时，简直只是个“打工仔”。在口述自传时，他也没有告诉过我们，他青年期是个富小子。但是他们山西票号出身的孔家男女老幼（包括最近去世的二小姐），都有经济细胞，善于经营，倒是真的。大钱确是他们在美国搞企业赚来的。总之，他们孔家的故事，包括令杰的地下桃花源，都值得再写他十本八本的博士论文，才能探明真相。至于与孔府和纽约州类似的“地下宫”，我个人也曾见识过，信其可能。记得我追随一些中外学人去金门岛参观，见到金门全岛都被挖空。那座雄伟的地下礼堂“擎天厅”尤其惊人。它在平时可用来开会、讲演、唱戏、放电影。一旦战事发生，那上千张座位，数分钟之内，便可转变成数百张病床。这个擎天厅立刻就可变成一所庞大的伤兵医院。有此为例，则地下何事不可为？专打军事目标，不伤黎民百姓可惊的是，不才这次陪着孙儿去看了一场形同儿戏的机器人大决斗表演，竟使我正式肯定了二次大战后极盛一时的“挖洞文明”的终结。挖洞的目的是逃避原子弹，但是人类毕竟是万物之灵，原子弹发展至今日，已到不可再用的程度。核武不禁绝，人类必步恐龙的后尘，到全部消灭为止。此理至明，毋待细述。人类的文明社会，今后当不会再有原子战争，没原子战争则挖洞何用？如此则孔令杰兄白白花了数千万美元。但是人类毕竟还是好战的，是专好自相残杀的下等动物。以后的战争还是要永远不停继续打下去的。可是那必然是一种“专打军事目标，不伤黎民百姓”的高科技战争。这一种新式战争在前几年的美国和伊拉克之间的“海湾战争”中，已见其端倪。美伊之战中的伊拉克军，几乎全军覆没，但伊拉克的平民，却死伤无几。美军所毁灭的几乎全是军事目标，包括伊拉克的国防部。美制导弹的精确程度，可以在千里之外，射入对方的足球门。如此则所有“深洞”“避难所”，已失去了一半的作用。今次美国电脑遥控的机器人已登陆火星，余暗中为之震撼也。盖美国太空科研，无一不与战争有关也。今日和儿孙一道去看机器人打擂台，更觉所见不虚。儿童们的电脑玩具，且精进若此，则五角大厦之内的玩意儿是何种样子，不难试测也。设有类似海湾战争再次发生，余深恐美军会动用机器人，驾驶隐形飞机，携带大批“机器伞兵”，直飞敌后，对敌方主要军事目标，按图索骥，无孔不入加以自杀性的爆破，则何坚不摧？洞有何用？如此，则闹市之上，马照跑，舞照跳，繁荣未减，而郊区要塞，一切军事设施，早已灰飞烟灭矣。朋友，你说这是科幻小说吗？我看五角大厦之内的“机器伞兵师”，正在迅速成军也。胖子减肥，瘦子失血按理美国军备正如此突飞猛进，位居第二超强的中国就应急起直追，迎头赶上，庶几在紧急情况之下，兵来将挡，以牙还牙，以机器人对机器人，如擂台上的儿戏一般。其实此事做不得也。不服输地做了，那就变成两强之间的军备竞赛了。美国搞高科技军备，一日千里，那是正常的，健康的。因为它是个有三万元以上“人均”收入的大胖子，花点钱搞高科技军备，正是增加消费，减少失业，胖子减肥，岂非理所当然。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是个“人均”不足六百的大瘦子，搞价格奇昂的高科技竞赛，那就等于在瘦子身上吸血吮髓，如何受得了。苏联老大哥，就是在冷战中搞军备竞赛，弄得消渴而亡的（苏联的军事工业，占其重工业的百分之九十，一个社会如何负担得起）。中国与美国搞科技竞走，只可跟进，不可超车。跟进是利用人家科研成果，省钱省力（科学情报的保密只是短期的）。超车就是穷人替富人当义工了，死要脸活受罪，充壳子，无此必要也。以下驷对上驷拙荆校读拙作至此，颇感不平曰：“这样说，中国就永远听命于美国了！”余曰，非也。搞国际关系、族际关系，武力对决，只是多重关系中之一小部分。搞得好，四两拨千斤，弱国未必无外交也！外交搞得好，两国不交兵，则军备优势又有屁用？曰，你不打，人家逼你打，奈何？曰，君不闻惧内之大丈夫乎？躲在床底下，还要说：“大丈夫，男子汉，说不出来，就不出来。”事实上就是我怕你，也打不过，但是我不失主动也。这是阿Q的废话，有何主动可言？曰，真要对决，弱国亦有对决之道。我侪读古书的书酸子，也有一些老套路。君不闻孙子赛马乎？以咱的下驷（劣等马），对他的上驷（高级马），咱的上驷对他的中驷，咱的中驷，对他的下驷。我马不如他，却可赢他个两胜一负之局。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两国相争，兵骄者败，老美今日可说骄狂不堪罢，强兵哪有必胜之理？但是站在下风的一方，要避其锋，不可吃眼前亏。老子说，虽至柔能克至刚。水为能下方成海，山不矜高自极天。我们东方的阿Q哲学，往往是争取最后胜利的最大武器。我们的抗战就是个活例子。读《封神榜》，别忘《三国演义》长话短说，总之，二十一世纪中，牵涉到美国的战争，必将是高科技的“封神榜”式的战争。“人”是没用的，要同老美打，就得靠天兵天将。搞不来或搞不起天兵天将那就拉倒。可是吾人读《封神榜》，可别忘了那更有权威性的《三国演义》。孔明也会呼风唤雨、摆八阵图、指挥木牛流马。但是孔明毕竟是个政治家，他知道专靠机器人是出不了祁山的，恢复不了中原的，所以要按兵不动，苦撑待变。司马懿引蛇不出洞，乃“贻以巾帼”，笑他是个没用的女人。诸葛丞相，哂而纳之，不为所动。但是百密必有一疏，在这次交往中，司马懿却发掘了最大的情报，他知道诸葛亮“食少事烦，岂能久乎？”时间是最厉害的武器，等到孔明“食少事烦”，累死再说。果然孔明只活了五十五岁就累死了。接着魏将邓艾就“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了。丞相不死，你敢？所以，朋友，司马懿怕诸葛亮怕了一辈子。孔明死了，死诸葛还吓走了生仲达（编者按：司马懿字仲达）呢。但是司马懿不一定要发明铁牛流马，来对付孔明的木牛流马嘛。时间和时机自会解决历史问题的，你急什么呢？科技不离人情以前读宋人笔记，记得有个故事：那位精通阴阳五行的邵雍康节先生一次与一高徒夜坐谈道，忽闻邻人敲门声，说要借用器具。邵子问徒弟说，你用五行算一算，邻人欲借何物？门徒掐指一算说，“金短木长”，邻人要借的是“锄头”。老师笑笑说，非也，他来借“斧头”。果然老师对了，借的是斧头。学生大惑请益。邵子曰，搞阴阳也离不了人情。半夜三更，邻人借锄头作何用？斧头之为用则大矣哉。如此而已。我更记得抗战期间，我在重庆毕业失业，间关千里跑回故乡游击区省亲。先父问我太平洋美日海战情势如何？我说吉凶未卜。日本人如打赢了，恐怕汪精卫就要做皇帝了。老人说，日本绝对打不赢。我问，怎说呢？老人说，日本人如果打赢了，那么“这个世界还有天理吗？”我这位老爸是老科举制的受害人，落后农村里的之乎者也老绅粮。他一无足够的国际知识（那时农村连报纸都没有，一部老收音机也没电池），二无科技训练，更不知阴阳五行。他说这话，完全是农村中一个老农民，直接发自个人感受之言，全无深文大义。但这句话对我却是当头棒喝，至今不能忘。朋友，你能说这种落后农村中的老丈之言没有至理吗？二次大战时，如果德日轴心国家首先掌握了原子弹，他们这两个绝灭人性的家伙，就要统治地球吗？首先纳粹德国就要把全世界犹太人杀光？（他们已杀了六百万！）让那些绝灭人性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亚洲继续搞大屠杀，搞七三一活解剖？宗教家说，斯为上帝所不容，佛祖所不容，真神（阿拉）所不容。我们儒教老传统，则说“天理难容”！上帝也好、天理也好，都是从人性出发的。德日这两个大强盗，搞到人性绝灭、天理不容的程度，那还能掌握原子弹吗？何以不能？那就是他们如首先发明了原子弹，“这个世界还有天理吗”？为政以德和轮流坐庄我们摘历史的，如今可以大胆地说，二次大战时，幸好有老美首先发明了原子弹。二次大战后的联合国，幸好也由老美作中坚，才维持我们这个人类文明于不坠。美国不是个至善之邦，他的个人主义的过分膨胀，色情的泛滥，政客之无耻……全国的文化与社会，也百孔千疮，不可终日。美国今日是所谓“西方”和“白种人的文明”的巅峰，它所遭遇的困难，也象征着整个白色文明的总滑坡。理应有个新的文明来接班甚或替代。但是直至今日，这个文明还没有出现。语云，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有意“埋葬”美国文明的苏联（赫鲁晓夫的豪语），已一去不返。剩下的就只有我们中国了。恕我说句最鄙陋的农村土语：“让我们撒泡尿在地上，照照自己，我们配不配？”我们今日自己在海峡两岸都统一不了，还配管联合国的事？两岸何以统一不了？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国民党当年带甲百万，却统一不了只有两部吉普车的延安，何也？大话小说，为政不以德也。国人皆曰可杀者，不是你想杀之人，而是你自己，你何能统一呢？何以如此？这就是笔者所想说的中国近代政治社会大转型的阶段问题了。时间未到，转型未达最后阶段也。香港回归所引发的“新阶段”，我们能不加倍珍惜？我们若真能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以泱泱大国在新世纪出现，则“后西方时代”应该是我们的。到那时，为政以德，与老美轮流坐庄。区区的几个机器伞兵师，何足道哉？何足道哉？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于旧金山市